方舟文汇

“六四事件是上帝旨意”？！

2010-06-05T19:42:00.001-07:00

作者：方舟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信主了，是个好事，但是，作为一个“资深”的基督徒，我对这些很麻木，没有什么喜悦。

柴玲信主这件事闹得惊天动地的，十分滑稽。难道，神也嫌贫爱富，追炎附势，热爱名利？附炎趋势的不是神，而是华人教会吧？！本来，信主可以改变国人的灵魂，但是，华人信徒怎么还是和非信徒一个德行呢？甚至不如非信徒呢？因为非信徒尚且知道，柴玲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附她的炎，很弱智，会“引火烧身”的。华人信徒（以下简称华徒）会辩解：神是来拯救罪人的——罪人多了，拯救这个罪人，犯得上如此隆重？华徒也许会说，这是柴玲自己的炒作，和神，和教会没有关系——将神当做炒作的工具，是什么行为，该不该管教她？教会的牧师是不是失职？！

信主，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其“认罪悔改，重新做人”的内涵对华人来讲，尤其重要。华徒们的确“悔改”了，纷纷从一个为人权、为正义斗争的斗士“悔改”成了对罪恶的宽容者甚至喜悦者，这是怎样的讽刺？！

华徒的这种“悔改”，最集中的体现莫过于六四流亡后来信主者的“悔改”：宽恕罪恶，遗忘仇恨，为刽子手祈祷。今天，柴玲正在步这个后尘，尽管还没有达到“为刽子手祈祷”的境界。但是她的“六四事件是上帝的旨意”，无疑释放了这样一个信息：六四是合理的，甚至是正义的。耶稣上十字架是上帝的计划，因为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六四中牺牲的“暴徒”难道也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不是，那么让成百上千的正义的人被屠街头仅仅是上帝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本身是不是一种罪恶？这显然是个悖论。

这种“悖论”其实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伊壁鸠鲁悖论：

如果是上帝想阻止“恶”而阻止不了，那么上帝就是无能的；
如果是上帝能阻止“恶”而不愿阻止，那么上帝就是坏的；
如果是上帝既不想阻止也阻止不了“恶”，那么上帝就是既无能又坏；
如果是上帝既想阻止又能阻止“恶”，那为什么我们的世界充满了“恶”呢？

这个悖论所以存在，所以在华徒中“盛行”，是因为他们无视一个最基本的教义：世界上有魔鬼。正是魔鬼毁坏了上帝的全能而让地上充满了罪恶。上帝和魔鬼的两极斗争是基督教的“大义”，这种斗争从《创世纪》直到《启示录》贯穿了整个圣经。今天，华徒们弃如此“大义”不顾，而穷究《圣经》的细致末梢，谨毛失貌，不仅迷失了方向，并且反被魔鬼利用而不知。

六四“事件”？！——这是刽子手为了开脱屠杀罪责的托词，现在柴玲竟然也亦步亦趋，真是殊途同归，一致百虑啊。

这个世界是上帝和魔鬼征战的世界，上帝和魔鬼时刻在争夺着我们的灵魂。六四屠杀，是邪恶的，是邪恶的人对正义的人的杀戮。邪恶的刽子手是撒旦的爪牙，正义的被屠杀者是上帝的子民。中国是一个邪恶的，撒旦的国度，在这里，邪恶是胜利者，正义是失败者。为正义而斗争，才是中国基督徒们的使命，而不是相反：为罪恶开脱，为刽子手祈祷。

阿门。

华人信徒啊，路漫漫其修远兮。

2010 6 6

逻辑和辨证

2009-05-25T03:20:00.000-07:00

——回复主内姊妹的一封信

逻辑和辨证，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它们都有着悠久的历史。逻辑思维是西方文明（地中海文明：希伯来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主要特征，辨证思维在古代西方始终不是主流，并且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被正统文化排斥于门外，直到黑格尔，辩证法才正式跻身于学术殿堂。和西方相反，辨证法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中国道家文化的核心，即“阴阳”。道家的阴阳，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哲学根基。
逻辑思维有3个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就是同一思维过程中，一个概念要保持前后同一；矛盾律，其实是不矛盾律，就是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不能同时正确（错误），必须否定一个；排中律，就是两个互相否定的命题，不能同时正确（错误），并且不能存在折中，必须肯定（否定）一个。
辨证思维也有3个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其中，“对立统一”是其核心。对立统一，就是相互矛盾否定的的双方是相互斗争的，同时又是相互依存的，相互转化的。
逻辑和辨证这两种思维方式，是矛盾的。逻辑的“矛盾律”“排中律”要求肯定正确的，否定错误的。而辨证的“对立统一”，则强调正确的和错误的矛盾双方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
逻辑思维，在不断肯定着真，否定着假，积沙成塔，建树了现代科学，逻辑思维，就是科学的思维。辨证思维，在不断地为假辩护，阻碍了科学的发生发展，阻挡了人类的进步，并使社会陷入真假莫辩的泥潭之中。逻辑思维致力于发现客观规律的客观性；辨证思维致力于发现客观规律的相对性。逻辑是聪明，辨证是狡猾。
逻辑说：一个命题，非真即假；辨证说：假作真时真亦假。
逻辑说：光明是好的，黑暗是坏的；辨证说：没有黑暗，哪有光明？
逻辑说：警察是正义的，盗匪是邪恶的；辨证说：警匪其实是一家。
……
耶稣基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马太5：37）
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老子·2》）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老子·二十章》）
逻辑是动态的，他在不停地肯定着真，否定着假。逻辑引导人类进步。
辨证是静态的，他在不停地辩解：没有假丑恶，哪有真善美？辨证阻挡人类进步。
“撒但就是抵挡的意思，乃魔鬼的别名。”（马太4：10）
辨证思维，就是撒旦的思维。
魔鬼所以是魔鬼，是因为它的话永远都有一定道理，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体中都有它的位置；魔鬼就是魔鬼，因为它是在引导我们下地狱。
今后，再有人和你说“一分为二”时，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他：我们只要其中好的一端，因为我们要进天国。

主内平安
弟兄方舟

2009 5 24

朝花夕拾 03

2009-05-11T02:33:00.000-07:00

山门河---青龙峡

8月28日清晨，一群驴聚集在驴窝--假日俱乐部：他们头戴丛林帽太阳镜胸前悬挂着对讲机腰缠腰包挎腰刀脚蹬登山靴身披越野速干衣肩背登山包手持登山杖，腰包里有数码相机，还有一根水袋的水管从背包里伸出悬在嘴边……真实武装到了牙齿，形象比“艰苦朴素”的解放军威风得多，倒是和美国大兵差不多。不过，俺们要去的可不是伊拉克，那里多孬啊，净是些沙漠、战火和仇恨的眼神，俺们要去的地方是山的碧秀水的清澈。嘿，这样看来，中国当今最红女人唱的《风景这边独好》也不全是啊Q自慰，啊？

上了中巴车，领队口袋狼点名：紫燕----到！鸽子----到！骆驼----到！拉登----到！刀狼----有一个！山林----到！雨晴----到！方丹----到！方龙----到！老四----到！铁马----不在了（银河答，有人笑）鱼夫----到！银河----痴呆（铁马答，众笑）经民主表决，俺们选举了膀大腰圆一脸财主像的老四当出纳，选举了精力充沛的紫燕当会计----五分钟，一个临时团队便成立了。

中巴车摇晃着，忽然慢慢地停了下来，睁开睡眼，看到领队和司机指着车外说着什麽，奥，到站了。这是焦作境内的一个小村庄，不远的路边立着一个一人多高的牌子，上面写着：孔丘山溶洞。孔丘山？怪异的名字：孔丘就是我们所说的孔子吗？如果不是，以“孔丘”为一座山命名又是何意呢？如果是，那可真是有点大不敬了----我去过不少古迹，其中和孔丘有关的，莫不是“孔子”如何“仲尼”如何，哪曾见过这样对中国的头号圣人不敬不讳直呼其名的，怪事。我们在老乡们好奇地观望中下了车，领队向一老乡问路，老乡遥指一山曰：“从教堂后面过去就行”----教堂？？可不是，顺着老乡所指望去，一座白色的哥特式教堂顶着红色的十字架静静地矗立在绿色的山坡前，一身祥和。孔丘山和教堂？孔丘和耶稣？---儒教与基督教，这对冤家在我的灵魂深处鏖战已久，早让我不堪重负，今天，不曾想又突然间戏剧性地以物化的形式陈在我的眼前，唉！上帝啊，饶了我吧，这是我第一次当驴。祷告之余，也替自己开脱：万一“孔丘”另有所指呢？自己的感慨岂不是自作多情？虽然开脱，但我还是有了想深入群众研究考证一番的冲动，于是便留心询问：“这地方的名字是什麽？” ，领队回答：“山门河”。

河真是有一条，在山涧之中，只是小一些，应当算是溪流才对。此溪流浅处可没踝，深处则过膝，这可难为了几个穿著名牌登山靴的老驴，他们这时发现，登山靴所说的防水，是有严格界限的，其适应范围其实并不大。还是刀狼痛快，干脆到溪流中间涉水前行，这让我想起了美国西部片的纽曼·保罗：西装革履的保罗乘船到岸边，不用船夫搭舢板，直接跳入水中，涉水上岸，其豪迈不拘小节的个性一下感染了观众。他的这种个性使他成为了最能体现美国精神的明星。想到此，我也干脆爽快一把，穿着鞋直接下水，嘿，感觉真爽，不信下回你也试试。

我们的宿营地是山路尽头一块非常平整的草坪，应当是当地老乡的劳动成果，现在被我们拾了现成。当晚，月亮很大，我们熄灭了篝火，围坐在草坪上听拉登、刀狼讲述自己的“革命”史，无疑，好勇尚武的拉登、刀郎为我们的驴队平添了五分豪迈之气。第二天，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穿过溪流开始翻越矗立在眼前的高山。由于人烟稀荒，山路已被荆棘枝曼充斥。尽管向导拿着镰刀，口袋狼挥着拉登的俄罗斯AK47军刺，披荆斩棘，为大家砍开道路，但我的胳膊上还是留下了条条纵横交错的伤痕。喘息间，回首一望，群山已在脚下，顿生八分成就感。成就感---一种莫名的乐趣。

在一条道旁，给过了酬银，我们和精瘦谦恭的向导老乡挥手再见。几个小时后，我们还是感到了向导的重要，因为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眼前，一条上山，一条下山。这时，已是下午3点多，所剩时间不多，水已喝干，体力消耗殆尽，何去何从？我们面临着选择，面临着赌博。还是老马识途，关键时刻，铁马凭着经验判断，上山的路是正途。

果然，没多远，峰回路转，一条柏油路出现在前方，上面有汽车驶过，青龙峡景区就在眼前。像是迷途羔羊见到了家，驴友们兴奋得直叫。上了柏油路，感觉像从旧社会一下来到了新中国，一股幸福的暖流从脚底油然而生，从身边驶过的轿车也让人感到分外的亲切。踏着平整的柏油路，方丹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抓过一个对讲机，呼唤仍在山路跋涉的拉登：“拉登，拉登，请回话，你在哪里，我们已经上了公路……”如果哪个城市青年再无病呻吟咒骂现代文明，那就让他当一回驴，保管治病。

公路转个弯，下面就是一眼望不到底幽深俊秀的青龙峡。青龙峡是到了，但是时间不够了。吃过饭，已是4点半，包车晚上7点钟就到，两个多小时怎么能游幽深的青龙峡？驴毕竟是驴，几头老驴敢想敢干，将包裹卸下单持手杖，沿着台阶向谷底走去。我经不起峡谷的诱惑，也跟随前行。没走多远，我就后悔自己的选择了：铁马、骆驼不是在登山，而是在跑山，他们一路小跑，一会就不见了踪影。我犹豫着，准备返回，这时紫燕姐赶上，鼓励我：“走，你能行，我陪你一起走。”……青龙峡真是个难得一见的大峡谷，谷深浪急，很漂亮，但我却没功夫品味她，因为我要----赶路。回来上山的途中，身高体壮任劳任怨的骆驼大哥怕我拉下，始终陪着我，还将手杖让我用。唉，驴友间的这种情感真是难得。感谢GOD，我们终于在7点钟前回到了出发地。我回头再望青龙峡，真不敢相信自己的壮举：两个多小时内，上下两千多米六千多个台阶---我对自己又有了些自信：还没老，还能干点事。

此次行程，内容很丰富：跋山涉水，翻山越岭，披荆斩棘，暴晒，人工陡峭的碎石坡，还有悬念、赌博……户外运动的内容快占全了。

此次穿越，给了我一个人生启迪，要完成一个远大的目标，必须将它分成若干个容易实践的小目标，一个一个逐步完成，不如此，人的精神就会崩溃，就会失败。想当年，红军撤离井冈山时，目的地并不是遥远的延安，如果是，恐怕士兵们会流失殆尽，长征就会中途流产。正是一个接一个的近在眼前的希望鼓舞着战士冲破种种障碍，一步步来到陕北延安。到了宝塔山，回望行程，才知道自己完成了一项可载入史册的史诗般的壮举。为抽象目标规定日常行为，是拿实践套理论，是削足适履；而机动灵活因地制宜，是拿理论套实践，是量体裁衣。这是两种相互颠倒的方法论，前者是失败的方法论，后者是成功的方法论，你选择哪一个？自己又选择哪一个呢？正如崔健的歌词：道理多总是说，是大炮轰炸机；想什么就做什么，是步枪加小米；正如尼采所言：怎样爬上那座高山？---只管爬，不要想。

爱山水，是不分男女老幼肤色民族的，这证明了美是客观的，美的客观性体现在个体主观不约而同的一致性上。如果再有美的客观主观的争论，不妨将他们双方变成驴拉到大自然中溜溜。窃认为，山水之美，全在于大，所谓的“大即为美”。可以假想将山水缩小一千倍，其魅力就会荡然无存。正是因为大，山会让每一位置身其中的人顿感自己的渺小和短暂，感悟出自己的苦乐得失不过是杯水波澜蝇营狗苟过眼云烟；会让人思考永恒让人忘我。无为的道教、虚空的佛教将自己庙宇建在山上而不是市井中，原来是有深厚的“物质”基础的。

面对山水，我也不能例外。记得行程中小憩，紫燕、铁马和我坐在山腰的小道凉荫处，周围峰峦和我们齐肩，山树绿色的枝叶在我们脚下随风摇曳，幽幽山谷送上的阵阵凉风吹拂着我们汗水浸透的衣衫……我们谈着AA制、摩西出埃及，还有八股文：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此景此情，已在我心灵的底片上曝光，定格，作为为数不多的记忆，储存在心灵深处……。

2004 7 28

朝花夕拾 02

2009-05-11T02:27:00.000-07:00

水球亚克西 AA制

7月7日，我参加了假日俱乐部组织的一场室内水球比赛，地点是位于胜利路上的学府游泳池。

该游泳池是一个很普通的室内游泳池，池的面积好像也是标准的25m×50m，但看上去比较小。水面被两条泳道水线隔成三个区域，这对水球比赛有些妨碍。我们去的时间也不巧，正赶上一群学游泳的儿童在训练，显得人很多。不过既然来了，我们也就只能因地制宜了：一群成年人在泳池的中间围成一个圈打起了水中“排球”，尽情地抒发着未泯的童心。玩烦了，你也可以游泳。游累了，你可以坐在池边的椅子上，看儿童们像蹒跚的小鸭子一样跟着母鸭子整齐地做着伸臂翘腿的动作学习游泳……母鸭的一声哨响，小鸭子下课了，泳池一下空旷了许多，为我们驴友们腾出打水球的空间。在小欣的组织下，我们按泳帽的颜色分成了兰、黑两队，开始进行比赛。虽然比赛不正规，但是它还是让我领教了水球运动的厉害：特费体力，还让我喝了两口水。我也领教了河马体能的厉害，因为在我英勇的阻击下，他能频频射门，并屡屡得手。

从泳池出来，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我们决定共进晚餐。我们来到了位于文化路的亚克西餐馆，---亚克西？对了，他就是新疆人开的餐馆，一家以烧烤为主的餐馆。对他我是早有耳闻，曾经来过两次，但每次都因为人太多没有座位而离去。今天，由于我们来得晚，餐馆门口的露天餐位已经是人去席空，只留下了两桌饭客和满地的狼藉。小欣是我们的头儿，召唤着酒保为我们安排座位和酒菜，很豪爽，起码不比梁山上的那伙儿差，因为梁山上的好汉到酒馆后总是叫着：小二，两斤烧酒，一斤牛肉；而我们的小欣只是斯文的说：小二，40个羊肉串，4个羊排，3条鱼，1盆拉条，9斤酒……。

这时，假日俱乐部的掌门：使者、山人也及时赶到前来助兴。由于人多，新疆小伙将两个餐桌给我合并在一起。和以往不同，他不是将两个桌子横向合并成一个方形的大桌，而是将两个桌子纵向的联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条形长桌。这不知道是小欣的刻意还是新疆小伙的随意还是上帝的旨意：方形座是中国传统的八仙桌，那是很讲究上下尊卑的，吃饭的人就免不了要相互谦让甚至推扯半天然后再心怀忐忑地坐下，累！条形桌是西方欧洲的传统餐桌，平等自助随便，能让人充分的享受美食而不是其他。西方的条形桌，再配上满桌的西方的餐具--刀叉和原始西餐--烧烤，再配上西方服务生的生硬汉语：你要点什麽？---ok,地道的原始西餐。相比之下，上岛咖啡、歌德咖啡的西餐就有点假了。酒的味道是靠嗅觉和味觉共同感受的，少了嗅觉就像人患了感冒，因此，我是从来主张用杯子而不是对着酒瓶喝酒的。但是，今天，我的这点顽固的小资情调被一位女性的半句话给改变了：紫燕的爱人将喝啤酒的一次性透明的塑料杯子递给紫燕时，紫燕手拿一瓶啤酒，豪迈地将酒杯望外一档，说：你自己用，然后一仰脖，咕咚就是一口。可能是过去“巾帼不让须眉”这句话说得太多了，现在的中国女性远比男同胞出息，比如女排女足马家军等等，所以现在我们中国男人应该常说：须眉不让巾帼（难堪吧），首先从自己做起，想到这儿，于是，我也手拿酒瓶，一仰脖，咕咚一口。驴友们纷纷拿起酒瓶，干杯，也就成了干瓶。酒瓶和酒瓶交叉着碰在一起，叮当声声铿锵悦耳，像是士兵拿着刺刀相互致敬。大碗酒大口肉的梁山生活曾经是自己的向往，今天算是过了把瘾。

酒足了饭饱了，驴友们的谈兴方酣。我环顾周围，发现餐馆只剩下我们一桌客人，餐馆的老板、伙计们也歇了工，坐在门口乘凉，他们有老有幼有男有女大约十几个人，清一色的维族人（也可能是哈萨克人）：高鼻深目，大眼卷发，皮肤白皙，显然非我族类，倒是和外国人（东欧人）没有什麽差别。我端详着眼前的这道民族风景，想着新疆的雪山戈壁树林草原，想着手鼓咚咚皮靴哒哒，想着民族的迁徙文化的独立血缘的纯杂，想着东突分裂主义---是的，民族、国家都是和文化密不可分的，甚至是由文化所决定的，如果朝鲜、越南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早就成了中国的一个省了，是文化保证了他们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血统。也正是因此，迫于汉人武力的西藏和新疆仍然独立之心不息，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宗教。

今天的菜丰盛的有点过，驴友们竭尽全力后，仍然剩下了不少的串、排。时间不早了，已经快2点了，山人唤新疆老板结帐。新疆人大咧咧走上前来，将一个大个计算器放在桌上和我们算起了明帐，满桌一共200元。山人将钱交给新疆人然后接过他的计算器，将200元除以14人，平均每人14多元，我们每人将钱交给山人，一场丰盛、愉快、廉价的会餐就此结束。这，就是AA制，经济实惠的AA制，简单明了的AA制，省心轻松的AA制，快捷高效的AA制，生命长久的AA制。

今后，有AA制饭局别忘了喊鱼夫一声。

今天的收获不小，我有幸认识了山人、小欣、银河、河马、水手、涨潮、福邦。

另：亚克西的确不错，他的羊肉串用料很考究，改变了我对羊肉串的看法；他的排也很好，肥而不腻；他的大盘鸡比我在新疆吃的还地道。

2004 7 9

朝花夕拾 01

2009-05-11T02:16:00.000-07:00

塔岗鱼钓

最近很失意，心情很沮丧，想找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远离尘嚣逃避社会，于是想起了钓鱼。正好，一个朋友加入了假日户外俱乐部，成了一名驴友，准备到塔岗水库探山，于是，我们相约同行。

26日清早，我们一行人：山鹰、紫燕、铁马、高原和我连同几个大背包一起挤进了一辆白色长安之星。汽车由山鹰驾驶着，将城市的钢筋混凝土、拥挤人群、斑驳广告、红绿灯、交警、喧嚣连同污浊的尾气一同排在了身后，载着欢声笑语和五个轻松的心灵，迎着初升的太阳，向东北方的太行山区飞去。

8点钟，我们刚刚进入太行的怀抱，太行就用他斧削般的峭壁和岩石的褐色向我们展示了自己的男性品格：刚毅冷峻。不一时，峰回路转，平坦宽阔的塔岗水库赫然呈现在眼前。水库是由人工堤坝将上游溪河在山涧中屯积而成的湖泊，是自然和人工合成的壮观景色。湖泊的边缘是由岩石、草坪、围构而成，草坪的外侧还有一片整齐的树林。乍一看，这些错落有致的岩石、草坪、树林的布局像是一位水平高超的园艺建筑师的杰作，仔细一看，方才于湖泊的古朴中认出，这位杰出的园艺师不是别人，正是大自然。总之，这里的群山、草坪、树林、平静的湖面，共同构成了一个游泳、垂钓的好地方。

山鹰、紫燕一行显然有更高的追求，他们不屑于在此驻足停留，只是将我这个钓鱼翁卸下，便驱车沿着峭壁下的山路蜿蜒挺进，到太行的怀中腹地河溪源头，做深呼吸去了。
我撑起钓鱼伞，打开折叠椅，作了鱼窝，将钩垂下去，让白色的鱼浮漂在绿色水面上，一切OK，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只等鱼儿上钩了…… 闲暇间，在山涧湖边抬头仰望周围群山，景致又是不同：水库周围的山有明显的分层，属于典型的沉积岩山脉，这些被地壳运动强大内营力崛起成山的层次分明的沉积岩生动地向人诉说着沧海桑田地老天荒宇宙浩瀚人生短暂，它们或升或降或曲或直或连或断，是一首凝固壮美的乐章，同时，又似乎仍然在动……。

傍晚，落日余辉中，偶见树林中扎起了三四个黄色蓝色的野营帐篷，哦，原来山鹰一行已经探山归来。我问他们是否尽兴？他们豪情仍然不减，答曰：明日还将徒步翻山到云梦……。山鹰是我的旧相识，是个刚入道的新驴，紫燕、铁马、高原和我是第一次相遇，他们都是假日户外俱乐部的资深老驴，他们三人印证了我对户外运动的想象：健康、开朗、充满阳光。和他们相识、结伴旅游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经一天短暂的接触，我发现他们的名字，也就是所谓的驴名，很有意思：首先，它使得驴友扪之间的称谓便变得简单、平等、有趣，不论年龄大小，皆以驴名相称，这就使人避免了朋友一见便互叙年齿称兄道弟的虚伪，也使人避免了因工作地位不同而以官衔职务相称的俗气；第二，它可以掩盖真实姓名和职业，使得驴友扪之间保持一种距离---一种洒脱的神秘的产生美感的距离；第三，驴名更能体现一个人的特征、个性：紫燕，的确体态轻盈，铁马，的确体格矫健精力充沛，高原，的确厚重开朗心胸开阔……驴名是自己随心所欲起的，无拘无束，很自由，而这自由正好使得自己的个性得以充分展现----个性、自由这些东西其实是中国社会、文化所排斥的，也是中国青年难得的奢侈品，而它们竟然让驴友们在户外俱乐部中品尝到了----珍惜吧，驴友们。

也许是第一次野外宿营，也许是白天茶水喝多了，晚上，我在湖边了无睡意，回头望树林，也是人声咯咯，荧光点点……躺在帐篷中，透过纱帘望着天空中的月亮，心情平静了，但思绪涨潮了：折腾了一整天，虽然下水捞了三次钩，但最后还是让线断了两回，钩失了两个，而鱼却一条没钓到，我并因此不懊恼，“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我与失意的欧阳老兄会心不远也。韩信的钓术肯定也不咋样，不然，他怎么能在钓鱼的时候乞食漂母呢？姜子牙也不会钓鱼，但他会自嘲，干脆将鱼钩掰直了，美其名曰：愿者上钩---不是我不会钓，而是鱼儿不肯上钩，时不我于也！的确，当年姜太公垂钓时已年近七十矣（非史学也），仍然布衣平民默默无闻，怀才不遇的他历尽人间坎坷，哪里还会在乎几个鱼儿的得失呢？青年子牙曾到全国的首都朝歌闯荡过，但是屡遭败绩卖肉肉臭卖酒酒嗖，最终连老婆也将他抛弃改嫁了，多么不幸的人。姜子牙的故乡——卫辉太公泉离就在塔岗附近，开车下山半个小时就可到达；而朝歌——这个中国第一个文明朝代的极尽繁荣奢侈弥漫着腐烂气息的都城，也不远，沿着来时的道路再往东北方向走，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古代朝歌的所在地。不知可怜的青年子牙可否到此一游偷闲一钓？伟大人物所以让人怀念，不完全是因为他们书写了历史，也因为他们的遭遇、磨难会成为历代青年厉志的好素材，当然更会成为众多的像我一样以物喜以己悲患得患失俗人的自慰工具……“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水，是山的眼睛，没有水，山就没了灵气，龙，是虚构的，但鱼是真实的，水中只要有鱼，同样会产生灵气，手持鱼竿，与灵物中的灵物对话，岂不是其乐溶溶？？塔岗水库，龙是没有的，但相隔两个山头的云梦山，却有位“神仙”，他就是鬼谷子。鬼谷子是战国时期人，真实姓名贯籍身世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诡异，没有人知道，更没有人给他立传，《史记》中倒有记载，但也是一笔带过，说他是苏秦张仪的老师，在民间，更多的传颂是他是孙膑庞涓的老师。苏秦张仪孙膑庞涓何许人也，他们是战国时期、历史中功绩卓著赫赫有名的纵横家、军事家，而这更加增加了鬼谷子这位神秘隐者的莫测高深。他倒是有著作遗世，内容不多，大部分是关于心术的，和他的名字一样，也是满纸的诡异，充满了阴险狡诈。有人怀疑此书是后人伪造的，但我却相信它的真实，因为只要看看他的学生的作为，就不会怀疑此书的真实性：苏秦是位合纵家，平民出身的他能挂六国相印，统领六国抗秦，而张仪则是他的死对头，是位连横家，平民出身的他能任秦国的相国，对六国进行挑拨离间，使秦国对六国各个击破。他们二人是战国时期的人精，他们极尽了国人算计之能事，囊括了文化诡诈之精华。而孙膑庞涓则更是鬼谷子的好学生，他们俩就不仅仅只是狡诈了，并且还很残忍。在魏国当将军的庞涓出于对同学的妒忌，用计谋将孙膑的双膝挖去，使他成为废人，孙膑发现了庞涓的阴谋，靠吃猪屎装疯躲过杀身之祸。十五年后，孙膑围魏救赵，同样用计谋将庞涓射死在马陵道，报了血海深仇。十五年啊，这是怎样的隐忍？这样的悲剧还是发生在同学身上，这是怎样的残酷？鬼谷先生看到这人间的悲剧，不知会作何感想？授人奸，得人诈，不知道他的相互仇杀的学生们后来是怎样对待他们老师的，他们会不会在下山时就用计谋算计自己的老师呢？鬼谷子的身世虽然不见于正史，但是，在野史中还是有记载的。听人说，河南的民间艺术河南坠子中有一段是讲鬼谷子的：鬼谷子名叫王蝉，他的母亲是位美貌的富家小姐，一日在自家楼上观景，她的美貌使得一位卖豆腐的年轻人目瞪口呆，站在楼下不肯离去。小姐不经意向楼下吐了一口口水，年轻人马上用嘴接了咽在肚里，后生回家后得了相思病，最后一命呜呼。小姐听说此事，到他的坟头看望，见到坟头上有一棵枣树，上面的枣子很鲜艳，于是就尝了一枚，结果小姐回家后不久就有了身孕。他的父亲为此感到羞耻，将她赶出了家门。小姐哭泣着离开家乡，来到了云梦山，在莲花洞，她产下了一个男孩：王蝉……。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其实是被圣贤、帝王们善意恶意篡改过的值得怀疑的历史，而民间传说虽然离奇古怪，但是它们往往靠着民众的朴实传载着历史的真实。这其实是一个爱情悲剧故事，出身贫贱的王生和一位富家小姐深深的相爱了，将社会门第阶级差异抛在了云外，并结下了爱情的果子，最终社会伦理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于私生子中出了不少伟人，于是有人说私生子都很聪明。我想这是有道理的，首先他们的父母都是勇敢的，因为他们敢于藐视强大的伦理道德，他们也是聪明的，因为他们总是有办法突破道德的樊笼使爱情结果，他们还是身体强健的，因为他们根本不用壮阳药保胎丸能够翻墙头钻狗洞在恶劣的环境里性交并且还往往一炮中的怀上个男孩----私生子们所继承的基因便是与众不同的。其次，私生子的生存环境往往是恶劣的，这种环境往往磨练他们的意志品格，使他们成为出类拔萃者。当然，私生子的父母并不全是优秀的，其中不乏欲火焚身极度淫荡者，这样，私生子就容易沦为盗贼了，总之，私生子们是反中庸的，他们“出人头地”的概率更大些。王蝉不仅是私生子并且还是遗腹子，双重的苦难落在他的头上，可以想象成年后的他会用怎样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人生，人的一生往往是童年的继续，我想正是苦难使得天资聪颖敏感脆弱的王蝉选择了逃避红尘隐居山林……。不过也好，正因为他的神秘和高深，他被后人尊为了神仙，供在云梦山中，享受世人的香火。听说，云梦的香火还很旺。

耳旁有了人说话的声音，一睁眼，天光已经大亮，打开帐篷，看到山鹰、铁马正在打理行囊，准备向云梦进军了。今天，晴空无云，烈日炎炎，我真为身体发福的新驴山鹰的体力担心。下午，正当我与鱼儿斗智斗勇之时，忽闻山上有人高呼：收竿收竿，回首一望，原来山鹰铁马一行已经探山归来。我问山鹰感觉如何？他说：爽！山顶上一览众山小，山风一吹真凉快，真的不想回来。有过攀山经历的我暗想，这么毒的日头没让山鹰感到酷暑炎热反而让他感到了山风的凉爽，他已经得到了甜头，恐怕会在此道上走得更远。

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有说有笑，相互交换着心得感受。到了新乡，我们决定腐败一下，以补偿这两天的自虐。在席间，我表达了对驴友们的羡慕，他们马上邀请我加入，并让我也注册个驴名。正当我在脑海中搜索着一个像他们的驴名一样新鲜另类的词汇时，紫燕说干脆就叫渔翁吧，渔翁！---好，这不正是我要找的吗！女性的直觉有时更胜于男性的逻辑，不过驴名是驴友们之间用来称呼的，我年纪轻轻被别人称“翁”，很不合适。于是，将“翁”改作“夫”，为了避“渔利”的嫌疑，为了向动物一族靠拢，又将三点水去掉，最终，尚不是驴友的我有了一个驴名：鱼夫。

最后，祝紫燕、铁马、高原以及假日俱乐部的其他驴友们，健康着，快乐着，永远。

2004 6 28

给主内弟兄的一封回信

2009-04-26T06:24:00.000-07:00

Dear Brother:

前两天出差没在家，刚刚看到您的来信，迟复为谦。

黎鸣的文章，原来**弟兄和**弟兄都给我来信转给我看，我都回复并谈了自己的看法：黎鸣的文章，总的来说，是大体很好，局限很大。

黎鸣是目前中国大陆批评儒家文化最有名，也是最执着的一位学者。他的写作，努力，无疑是应该值得肯定的。但是他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他只是批，而没有建。并且他的批，并没有超过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水平。新文化运动打到了孔家店，“建立”了马克思主义；黎鸣批儒，但什么没有建。

中共先贤打到了孔家店，迎来了马克思，希望来改变中国，建立“新中国”。但是，传统文化批而不倒，就是毛“皇帝”的“文化大革命”也无济于事，传统文化的命没革成，自己却先丢掉了命。毛一死，传统文化马山卷土重来，而“三个代表”，则标志着传统文化重登庙堂。

新文化运动的先贤，很厉害吧，中共很厉害吧，但是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他们都得缴械投降！黎鸣先生的写作努力，是很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他能对历史，对中国的“批儒历史”有个较为深刻的认识，我相信，他就不会如此卖力地单纯重复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而是应该退而深思：为何儒批而不倒？黎鸣显然没有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注定他的批儒不会有什么结果，成就不会超过新文化运动。

为何儒批而不倒？为何新文化运动、中共批儒都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儒的宗教本质。

以儒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龙文化，它是撒旦，它是凡人批不倒的。能击败降服龙的，只有神。凡人只有依靠神，才能在批儒上有真正的成就。

所以，一个不信主的人，批儒再好，也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他们最终是逃不出龙的手掌心的。

单纯从这篇文章来看，黎明的文章的深度欠缺，是很明显的。

比如他谈到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但是他仅仅是一个对比，并没有对此深究。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深层原因，涉及到了“相对主义”，即在缺乏绝对价值的背景下，一切价值观念都是相对的，而这正是中国道家文化的核心精髓。关于“相对主义”的实例，最常见的莫过于“棍棒出孝子”了。棍棒出孝子，其实是客观纯在的，是个“真理”，即人越是受虐，反而越是感恩。比如毛时代的人民对毛的感恩，朝鲜人民对金正日的感恩等等。当然，这个“真理”，是专制的真理。这是为何呢？就是因为相对主义：一个人从小就受虐，他的生存底线就很低，后来家长对他略好一些，他就会感恩戴德，成为孝子；斯德哥尔摩的被劫匪控制的银行职员，被突然的暴力，摁到在生存的边缘，后来劫匪对她们好一点，她们就会很感激，甚至爱上匪徒。——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今天比昨天好，自己比别人强。幸福的本质就是相对。因此，如果单纯将幸福作为一个追求目标，作为一个价值标准，那么，北朝鲜的政体，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政体，就是世界的未来。

这个结论显然是荒谬的。相对主义是有条件的，即封闭性。如果饱受棍棒的孝子、忍饥挨饿的北朝鲜人能够真实地看到别人的真实生活，他们还会孝顺和幸福吗？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为什么世界上还存在着真正幸福的人，能够让“相对主义”的“幸福”的人看到自己的愚昧呢？这是因为世界上还存在着“绝对主义”！

人作为一个生物体，本质上是受着两个本能支配的：生本能和死本能。生本能是就是性本能，是人为了肉体繁衍而无限追求物欲的一种本能。死亡本能是使有机体保持原有状态、回归到古老状态、无机物状态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是通过“唯乐原则”体现的，因为机体的心理器官的兴奋量、紧张感增加，就会让人感到不愉快，不幸福。通俗地说，死本能就是“知足常乐”。

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一旦陷入其中，人便会焦虑苦恼终身，甚至会“人为财死”。于是很多“聪明人”出来，假扮先知，告诉大家：“知足常乐”“欲海无涯，回头是岸”……。于是儒教道教佛教纷纷出笼，尽力让人维持、回归于动物的状态，甚至自我灭绝。

神知道人的来源，知道人的原罪，给人绝对的启示，给人指出了赎罪之路，让人在生死本能间找到一条平衡的赎罪之路，一条通往天国之路。正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信奉上帝绝对价值的基督徒，让那些在相对主义的泥潭中，“曳尾于泥中”自我感觉幸福的肮脏的像牲畜一般的人，看到了自己的龌龊……。

还比如，黎鸣说儒家摘除了中国人的“大脑”，这是不准确的，没有大脑的中国人，怎么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准确的说法，应该说，儒道掩盖了中国人的灵。而灵，是人和动物的本质差别。

等等。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很多，包括一些很严肃的学术话题，将来有条件了，我打算将它们作为课题来研究研究。

总之，中国的希望在于基督徒，在于那些认识到中国文化本质的基督徒。

主同在

Brother fangzou.

（注：此回信应邀全文贴出，人名隐去。回复仓促，内容粗陋在所难免，不到之处，还望主内弟兄包涵。我对黎鸣先生十分尊重，没有批评的意思，仅仅是探讨的一个事例。）

正义和自由

2008-11-22T00:42:00.000-08:00

作者，方舟

（一）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草木一秋，生命短暂。然而，草木并没有因此消亡，因为很多草木个体通过自己的种子，将自己复制出来，一代一代，生生不息。

植物的种子，就是常见的果实。果核是植物的生殖细胞，蕴含着生命的基因，基因通过无休止地复制自己，从而使得自己不朽。从生理的角度看，生殖细胞是生物体中唯一不死的细胞。果肉，这个果实的重要部分，是附属物，只是果核、生殖细胞的营养基。

植物的根、茎、叶，也是附属物，它们只是果核得以成功复制的工具。动物也是如此，肉体仅仅是生殖细胞成功复制的工具。动物为食物、为交配而厮杀，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自己的生殖细胞、生命基因传播、繁衍下去。

大体上，人和动物、植物是一样的，是两条腿的包着果核的果肉。说“大体”，是因为，人和动、植物并不完全一致，而是存在差别，这个差别就是，人在为事业其实是为性而奔波、奋斗时，有时会停下来，想一想：“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存在究竟有什么意义”？——尽管这个古老问题至今没有一定的答案，但是，当你的脑海里闪现出“意义”这个东西时，证明你还是一个人。只要是人，就会想过这个问题，区别在于，想得多少而已。

人在思考“意义”的时候，其实是超越了自己的肉体，在半空中俯瞰自己，这是人类特有的。这个能超脱肉体的东西，就是灵。灵是人类理性的源头，理性使人类具有了认知客观规律的能力，人类因而就具有了一种“主动性”，从而不再像动植物一样完全“被动地”被生命规律（性规律）所支配。这个“主动性”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人类认识了火的规律，从此，举着火把的人，被光芒笼罩着，成为自然界的主宰。

但是，人的肉体却具有动物性，它摆脱不了被生命规律、性规律奴役的“被动性”，这就产生了矛盾和痛苦——主动性和被动性的冲突带来的痛苦。这里的“主动性”和“被动性”，在宗教里称为“灵”与“肉”，在哲学里面被称为“自由”和“必然”。这里的“主动性”就是政治上耳熟能详的“自由”的实质。

人的理性，不断剖析着自然，包括人的本身，肉体和精神，甚至理性本身。人类的理性很强，但是它也是有局限的，这个局限就是，当他将矛头对准理性自身时，就会陷入逻辑上的二律背反，当他将矛头对准自己的源头——灵时，就会产生失重眩晕。理性的局限，也就是人的局限。局限的根源在于，灵不是“自产”，不是“进化”来的，而是外来的。灵不是“进化”产物的另一个“证据”，表现在灵的另外一个表象上：人的羞耻心、道德感。羞耻心是道德感的源头。人的羞耻心、道德感，显然不是“进化”的产物，因为他对自己的肉体及肉体延续，对生命规律不是顺从而是相悖的，甚至是自戕的，极端的例子就是很多服侍道德、修灵的宗教徒都是绝育的。

灵是理性的母体，也是道德的母体，而自由、正义则分别是理性、道德的属性，因此，自由与正义总是相伴的，是一体的两面，是一本的两性。

（二）

面对灵与肉、主动性与被动性、自由与奴役的冲突，为了消除这种冲突带来的痛苦，人类要么否定灵，要么否定肉。否定灵，就诞生了“弃圣废智”“返璞归真”的道教和犬儒（准确的翻译，应该是“狗道”，是欧洲版的低级道教）；否定肉，就诞生了佛教。基督教正视这种冲突，引导肉体顺从灵；儒教也正视这种冲突，但引导灵顺从肉。

以儒教道教为主体的中国宗教，是一种成功的无神论宗教，是一种最大限度地否定灵的宗教。儒教是引导人类的理性为生孩子、延续血脉服务，道教则是教导人们怎样全身避害、肉体成仙。它们成全了人的肉体，而否定了人的灵。

灵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否定了灵，中国人就和动物没有什么区别：弱肉强食，尔虞我诈。中国人也有爱，但和动物一样，严格遵循着血缘原则，只爱自己的孩子和亲人。“亲亲”，正是儒教核心“仁”的实质。

动物是不自由的，它们的肉体受着生命（性）规律的奴役。中国人是人，也有灵的，但是这种灵，表现在他们不仅自己肉体受着生命规律的奴役，他们还需要自己的精神被奴役，否则，他们的灵魂得不到安宁。人的灵魂需要有归宿，中国人抽象逻辑思维欠缺，只相信动物似的感性，他们不相信看不到的东西，只相信能看到的东西，所谓“眼见为实”，所以，他们总是把魔术当成“特异功能”，将暴君当成神。中国人渴望暴君来蹂躏自己的灵魂，暴君死了，他们如丧考妣；在远离暴君的自由国土，他们还会对暴君念念不忘。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灵，中国人的自由，恰恰是追求被奴役！

（三）

今天，在美国，没有“希特勒餐馆”“斯大林餐馆”“墨索里尼餐馆”，但是却有“毛泽东餐馆”，这不能不说是另一种“中国特色”。

美国的法律很全面，但是也不可能包罗一切。美国没有以希特勒、斯大林、墨索里尼等人命名的商业，主要的原因是它们会受到道德的谴责和受害者的反对，而美国的价值观又是这些反对者的后盾。但是，以毛命名的商业活动，在美国却可畅行无阻，甚至受到华人的青睐，这不能不说是华人基本价值观的缺乏，正义感的缺乏。

正义和自由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没有正义感的华人，是不配享有自由的。怀念暴君的自由，追求被奴役的自由，不是正义而是邪恶，因此，它不是真正的自由。这种追求奴役的“自由”是与自由精神背道而驰的，是不道德的，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尤其是那些深受毛共专制之害的人们的谴责的。

华人并不都是怀念暴君的，在美国洛杉矶，有几个华人基督徒，在用自己的行动，抵制着以毛命名的商业活动，这是令人尊敬和欣慰的。他们走向街头，发出勇敢的声音，在向专制文化说：NO！他们是华人基督徒的榜样。华人基督徒，中国基督徒，应该勇敢一些，要做盐做光，就不能蜷缩于教会中自我安慰，而要敢于表达自己的正义。“政教分离”，是政府和教会分离，而不是政治和宗教分离。政治和宗教两者从来没有分离过，也不可能真正的分离。曲解“政教分离”，是一种别有用心。

2008 11 21

基督教与非暴力——评刘小波：《铁窗中的感动》

2008-09-22T12:30:00.000-07:00

忽然间，“评论家”刘小波开始对基督教评头论足起来，其言辞之恳恳，赤心之拳拳，足可以把读者的眼泪给哄出来。

教师是一种以“贩卖”别人思想吃饭的职业，好的教师就“贩卖”的水平高超，东西并不是自己的。推销自己的东西，严格来讲，不是教师，而是思想家，起码是思想者。

小波无疑是个好教师，能将汉斯•昆的《论基督徒》讲的如此生动，以至于让读者分不清那些是汉斯的思想，哪些是小波自己的思想，而这恐怕正是小波要求的效果。如此看来，小波并不单单是个教师。

小波当然不单单是个教师，他在此文中并不单单是推销汉斯的《论基督徒》，更主要的是讲自己的感动，讲“自己的灵魂深处还是有宗教性虔诚，那种博大的深刻的宗教情怀常常令我感动不已。”，并且这种“宗教性虔诚”比很多基督徒都早，因为它完成于“1997年1月9日的大连教养院”，因而，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基督化潮流中，小波又占得了先机，成了“先知先觉”，老大地位不容动摇。

这样评论小波，很是苛刻，因为不管动机如何，向主靠拢，毕竟是好事，要比诋毁基督强一百倍。但是，作为一个对小波比较关注，起码近期关注的一名读者，一名基督徒，对小波的这种作为并不感冒，甚至反感。因为，小波此文并不是在表达自己的“思想转型”，而是借基督的“爱”“爱自己的仇敌”来为自己的“刘氏非暴力”寻找新的“根据”和“靠山”。这种投机的行为，反映了作者灵魂的廉价，不应是基督徒所喜纳的。全篇的画龙点睛之笔，“题记”：“ 基督教信仰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人之为人，首先是爱，其次才是智。无爱的智慧越卓越，就越有可能作恶多端。”则将小波写作此文的动机暴露无遗，这种将基督教作为攻击别人的工具的行为，是可耻的，是基督徒应该厌恶的。

主张和平非暴力的小波忽然将目光投向基督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在海外民运的和平非暴力的主流大潮中，基督徒一向是一个重要的力量。

现在，和平非暴力的理念是中国民运的主流思想，这种思想的来源，应该是这样几个：1，受苏联东欧的和平转型影响，将中国和苏联东欧等国家归为一类，“老大哥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2，受甘地、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思想影响；3，资金来源美国，吃人家的俸禄，就要看人家的脸色，美国是不会支持暴力活动的，这是非暴力的物质基础；4，数量庞大的基督徒，是和平非暴力的忠实的支持者。

前三个原因，我在前文中都谈到了，现在，就谈谈基督教中的非暴力。

基督徒弟兄之间的争执，每一个投入的弟兄应该都是很有体会的，这种争执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金句大战”，即各自引用《圣经》中的话，为自己的观点寻找根据，而因此陷入无休止的争吵之中。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圣经》中的话，很多是“自相矛盾”的。

单单拿有关暴力的经文来说，我粗略地统计一下，有以下这些：（按时间顺序排列）

旧约部分：

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旧约创9：6）

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旧约出 12：29）

耶和华阿，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阿，你的右手摔碎仇敌。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秸一样。（旧约出15：6——7）

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旧约出17：13）

不可杀人。（十诫之一）（旧约出 20：13）

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旧约出21：23——25）

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各人把刀跨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各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三千。（旧约出32：27——28）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治死。打死人的，必被治死。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以命偿命。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要照样向他行。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打死人的，必被治死。（旧约利23：13——21）

住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得王，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就和以色列人争战，掳了他们几个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发愿说，你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我就把他们的城邑尽行毁灭。耶和华应允了以色列人，把迦南人交付他们，他们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城邑尽行毁灭。那地方的名便叫何珥玛（何珥玛就是毁灭的意思）（旧约民21：1——3)

耶和华对摩西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待他像从前待住希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般。于是他们杀了他和他的众子，并他的众民，没有留下一个，就得了他的地。 (旧约民21：34——35）

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力毗珥连合的，你们各人要把他们杀了。（旧约民25：5）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旧约民25：16——17）

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旧约民31：7）

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旧约民31：17）

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杀人的，一遇见就杀他。（旧约民35：19）

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将他们从营中除灭，直到灭尽。（旧约申2：15）

那时，西宏和他的众民出来攻击我们，在雅杂与我们交战。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交给我们，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我们夺了他的一切城邑，将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没有留下一个。（旧约申2：32——34）

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将巴珊王噩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杀了他们，没有留下一个。（旧约申3：3）

我们将这些都毁灭了，像从前待希实本王西宏一样，把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旧约申3：6）

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事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 7 是你四围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眼不可顾惜他。你不可怜恤他，也不可遮庇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治死。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旧约申13：6——10）

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地访问，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旧约申13：14——16）

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旧约申19：21）

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惟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旧约申20：13——14）

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尽，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旧约申20：17——18）

但这事若是真的，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就要将女子带到她父家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她打死。因为她在父家行了淫乱，在以色列中作了丑事。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 23 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旧约申22：20——24）

你们却不可耽延，要追赶你们的仇敌，击杀他们尽后边的人，不容他们进自己的城邑，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大大杀败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旧约约10：19——20）

当日，约书亚夺了玛基大，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和王。将其中一切人口尽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他待玛基大王，像从前待耶利哥王一样。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玛基大往立拿去，攻打立拿。耶和华将立拿和立拿的王也交在以色列人手里。约书亚攻打这城，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一切人口，没有留下一个。他待立拿王，像从前待耶利哥王一样。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立拿往拉吉去，对着拉吉安营，攻打这城。耶和华将拉吉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第二天约书亚就夺了拉吉，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一切人口，是照他向立拿一切所行的。那时基色王荷兰上来帮助拉吉，约书亚就把他和他的民都击杀了，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拉吉往伊矶伦去，对着伊矶伦安营，攻打这城。当日就夺了城，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人。那日，约书亚将城中的一切人口尽行杀灭，是照他向拉吉一切所行的。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伊矶伦上希伯仑去，攻打这城，就夺了希伯仑和属希伯仑的诸城邑，用刀将城中的人与王，并那些城邑中的人口，都击杀了，没有留下一个，是照他向伊矶伦所行的，把城中的一切人口尽行杀灭。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底璧，攻打这城，就夺了底璧和属底璧的城邑，又擒获底璧的王，用刀将这些城中的人口尽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他待底璧和底璧王，像从前待希伯仑和立拿与立拿王一样。这样，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将凡有气息的尽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吩咐的。（旧约约10：28——40）

8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利弗玛音，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 9 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 10 当时，约书亚转回夺了夏琐，用刀击杀夏琐王。素来夏琐在这诸国中是为首的。 11 以色列人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将他们尽行杀灭。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又用火焚烧夏琐。 12 约书亚夺了这些王的一切城邑，擒获其中的诸王，用刀击杀他们，将他们尽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 13 至于造在山冈上的城，除了夏琐以外，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约书亚只将夏琐焚烧了。 14 那些城邑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惟有一切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 15 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 16 约书亚夺了那全地，就是山地，一带南地，歌珊全地，高原，亚拉巴，以色列的山地，和山下的高原。 17 从上西珥的哈拉山，直到黑门山下利巴嫩平原的巴力迦得，并且擒获那些地的诸王，将他们杀死。 18 约书亚和这诸王争战了许多年日。 19 除了基遍的希未人之外，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争战夺来的。 20 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争战，好叫他们尽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21 当时约书亚来到，将住山地，希伯仑，底璧，亚拿伯，犹大山地，以色列山地所有的亚衲族人剪除了。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的城邑尽都毁灭。 22 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衲族人，只在迦萨，迦特，和亚实突有留下的。 23 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争战了。（旧约约11：8——23）

…………

类似的经文旧约中还有，限于篇幅，这里引用的仅仅是旧约三十九卷中前六卷中的相关经文。

新约部分：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新约马5:39）

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新约马26：52)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新约马10：34——36）

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新约路6：27——35）

单单列出的这些，就足够让基督弟兄们一直争吵下去了，因为这些经文，太“自相矛盾”了。

在弟兄们争吵的时候，轻易指责对方是“断章取义”，是很不理智的，因为严格地讲，不断章，就不能取义，因为我们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不可能将圣经全文背诵一遍。当然，那种故意歪曲本意的“断章”，是应该批评的。

那么，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去理解经中有关暴力的，那些前后矛盾的经文呢？比如教导我们“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的耶稣怎么又说：“我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呢？

其实，这些经文并不矛盾，表面上的矛盾，是因为对象不同造成的。像“不可杀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等经文是针对基督徒弟兄来说的，而“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 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等经文是针对外帮人、异教徒来说的。旧约中，外邦人和异教徒是一个概念，新约中，外邦人和异教徒不再是一个概念，耶稣的教导是针对异教徒的，而非外邦人。非暴力是针对基督徒弟兄的，是针对肉体的；暴力是针对异教徒的，是针对信仰的。

中国基督徒很偏爱新约，这里的原因，首先在于“新”，这来源于中国人学习外来文明时的懒惰与机巧，有新的，就不爱旧的。比如中国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社会主义，便嫌弃了旧的资本主义，而不管中国究竟有没有资本主义。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新约更合中国人的性格，因为新约强调的顺从、宽恕、忍耐等品行，中国人很熟悉，很容易接受。所谓的中国人的性格，其实就是中国儒道教培育出来的逆来顺受的奴性。因此，中国人在喜爱新约的时候，也是有取舍的，比“顺服当权者”（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罗13：1）“爱你的仇敌”等能和中国人的奴性吻合的，中国人就特别喜欢，经常挂在嘴上。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样的经文，中国人就刻意回避，尽管这同样是耶稣的教训。

圣经中的旧约和新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是重点不同。旧约讲的是信仰的生存，新约讲的是信仰的发展；旧约讲的耶和华的愤怒，新约讲的是耶稣的悲悯；旧约讲的是耶和华的正义，新约讲的是耶稣的宽恕……。旧约讲的是耶和华，新约讲的是耶稣；耶稣是上帝之子，新约也就是旧约之子；耶稣是和上帝不可分割的，新约和旧约也是不可分割的。

旧约是新约的基础和前提，正如“生存”“愤怒”“正义”是“发展”“悲悯”“宽恕”的基础和前提。这一点，往往是中国基督徒所忽略的。中国基督徒对新约的过分重视和强调，往往使得圣经本意扭曲。比如耶稣对行淫妇女的宽恕：“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新约约翰8：7），其实是建立在“就要将女子带到她父家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她打死。因为她在父家行了淫乱，在以色列中作了丑事。……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旧约申22：21）等旧约严苛的律法之上的。
耶稣的宽恕，是对旧约律法的严酷的一个矫正，耶稣并没有说这个行淫的女人没有罪，而是说她罪不致死，众人也没有对道德犯罪行刑的权力。如果我们片面强调耶稣，而忽略了旧约的律法，我们就很容易陷入“道德虚无”主义的泥潭，从而指责任何批评邪恶、丑陋的道德力量是丢向别人的石头。其实，中国人就是这么干的。

中国基督徒需要的是一部完整的、宏观的、粗犷的圣经，而非切割的、谨毛失貌、拘泥细节的圣经。

现在，让我们回到“非暴力”的问题上。只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圣经的经文，尤其是旧约经文，就会发现，将“非暴力”和基督徒划等号，是不对的，基督徒的第一特征是好战，而不是和平非暴力。

中国基督徒过分强调了新约的“发展”“悲悯”“宽恕”，而忽略了旧约的“生存”“愤怒”“正义”。中国是经过基督教千年奠基的欧洲和美国吗？中国是一片无人烟的土地吗？稠密的中国民众是弟兄还是异教徒？中国专制政府是正义还是邪恶？中国基督徒面临的是“生存”还是“发展”？我们第一需要的是正义还是宽恕？面对正在行凶的罪犯，我们是应该愤怒还是为罪犯祷告？

中国基督徒对圣经有意无意的片面筛选、过滤，其实是中国儒道文化对基督教的阉割；中国基督徒好心地将圣经和中国文化混合，其实是中国文化对基督教的同化，因为“合”是中国文化的特征，而非基督教的特征。

中国文化是龙文化，不要做中国式基督徒。

2008 9 18

首发《议报论坛》

甘地、马丁路德金与非暴力——六评刘晓波：《杨佳式暴力复仇仅仅是“原始正义” 》

2008-09-22T12:29:00.000-07:00

——刘说：“十九年前的八九运动后期，我曾发动了最后一次四人绝食，我们发表的《六。二绝食宣言》说：“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我们不畏强暴，我们要以和平的方式来显示民间的民主力量的坚韧，以粉碎靠刺刀和谎言来维系的不民主秩序！”《宣言》的最后发出这样的呼吁：“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刘说：“面对制度性暴虐和野蛮的专政工具，反独裁、争民权的持之以恒，已经很不容易了；无论遭遇怎样的暴虐对待，依然持之以恒地坚持非暴力抗争，就更不容易。这，不仅要求反抗者坚守清晰而不妥协的道义伦理，更要求反抗者坚守理性而韧性的责任伦理。当民间反对者必须面对被强加的暴政及其苦难之时，作为反抗的一方，应该具有一种超常坚韧的非暴力反抗能力，那是一种直面暴虐的超常勇气，一种忍受痛苦和屈辱的超常能力，用仁爱面对仇恨，以尊严面对羞辱，以宽容面对偏见，以谦卑面对傲慢，以理性面对狂暴，最终逼迫加害者回到理性和平的规则中来，从而超越“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这算是“刘氏牌非暴力”的宣言吧，真纯，很动听。“刘氏牌非暴力”，在全世界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非暴力”，发明权不是刘小波，世界上早已有之，那就是著名的印度的甘地及信奉甘地主义的美国马丁路德金。谈非暴力，是不能不提他们的。果然，此文后不久，小波在《狱中的感动》中，继续深化非暴力，并请出了这两位非暴力的 “祖师”，为自己助阵。

小波总是爱标榜自己的“现代化”，我们不妨对甘地和路德金两位近代前辈做个回顾，比较比较，以看看刘氏牌非暴力，究竟是个什么货色。

甘地：
1869年，甘地出生在印度，印度当时为英国殖民地。
1888年，甘地只身赴英国学习，考入伦敦大学学习法律。
1891年，甘地完成伦敦大学学业，通过考试取得律师资格，在伦敦高等法院注册。同年回国。
1893年，苦闷不得志的甘地，应南非一位印侨聘请抵达南非处理一宗高额的债务纠纷，在南非遭受到了南非白人统治者一连串种族歧视，开始关注南非印侨的处境，并力图予以改善。
1894年，甘地打赢了第一场官司。获得印侨信赖的甘地开始领导南非印侨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并在纳塔耳高等法院登记为第一个有色人种律师。并发起成立了南非印侨第一个政治团体——纳塔耳印度人大会。甘地通过法律为基层民众争取权益，逐步开始在南非的印侨、工人中声名远扬。
1896年，甘地回国，广泛结交新闻界人士与印度国大党领袖，宣传南非印侨的疾苦，争取他们的同情与支持。11月，携家眷返抵南非。继续从事律师业务，为南非印侨谋取正当权益。
1899年，英布战争爆发，甘地组织印度救护队为英军效劳，直到1900年2月印度救护队解散。
1901年，甘地携妻儿返回印度，参加国大党的加尔各答年会，向大会提出一个有关南非问题的议案，获得通过。与温和派领袖戈卡利过从甚密，随后开始坐三等车旅行各地，在拉奇科特、孟买重操律师业务。
1902年，被南非印侨急电招回，准备向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递交请愿书，请求给予印侨平等待遇，没有结果。他决定定居约翰内斯堡，坚持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1904年在南非创办《印度舆论报》。受哲学家鲁斯金《给那最后的》一书启示，在一块人迹罕至的地方创办凤凰村，奉行没有阶级压迫、种族歧视、人人自食其力的“乌托邦”理想。
1906年，南非发生“祖鲁人叛乱”，甘地解散约翰内斯堡的大家庭，前往德班组织了一个20多人的救护队，开赴前线，效忠大英帝国。8月22日，德兰士瓦政府公布亚细亚法草案，其中印侨管理法规定所有年满8岁的印度人必须在警察局登记并领取带个人手印的身份证，随时接受检察，否则要被处以重罚或驱逐出境。甘地组织了请愿团和抗议集会；11月，甘地赴伦敦请愿游说，试图通过合法途经实施补救。英殖民大臣额尔金宣布：亚细亚法暂缓实施，该法的附属法规也应停止执行。
1907年德兰士瓦与奥伦次殖民地获得自治权。德兰士瓦第一届国会又通过了亚细亚法，甘地发动非暴力抵抗，反歧视性立法。12月27日，政府传讯甘地及其他24名领袖，28日，甘地及其同志以无证居留罪被判驱逐出境。
1908年1月10日，对甘地的判决开始执行。甘地发表声明，要求改判重刑，政府改判甘地2个月徒刑，将其押往约翰内斯堡监狱。甘地入狱，反政府情绪激化，史末资屈于压力与甘地秘密谈判，达成协议。31日，甘地获释。5月9日，印侨完成自愿登记，但政府背信弃义，甘地决定再次发动反击。9月29日，甘地被捕，被关押在伏克斯洛斯监狱。10月16日，转到约翰内斯堡监狱。12月初，甘地刑满出狱后恢复律师业务与政治活动。
1909年1月15日，返回德兰士瓦，因无身份证被驱逐出境，几次违抗，被判刑3个月。5月24日刑满出狱。6月23日，甘地率团赴伦敦请愿，徒劳无获。11月13日，离开伦敦。回南非途中，写就《印度自治》一书。
1911年2月，由于甘地领导的南非印侨斗争，南非政府公布新移民法，对亚洲人入境不再采取直接拒绝，而代以严格的教育考试。甘地同史末资达成临时协议。南非政府不再通过歧视性立法，印侨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6月1日，在押的非暴力抵抗犯全部获释。
1913年9月13日，甘地再度组织印侨进行非暴力抵抗，以抗议歧视印度侨民的立法。10月28日，甘地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示威长征。途中，甘地几度被捉，几度具保外释， 11月10日上午，示威长征者全体被捕，11日上午，甘地被判刑9月或罚金60英镑，甘地选择入狱。甘地入狱引起纳塔耳印侨更大的反抗，政府高压亦无效。
1914年1月，史末资与甘地取得协议，取消3英镑人头税，承认印度人婚姻的合法性，同意印度人持有按手印的移民证即可进入南非。7月，甘地离南非前往伦敦。适值“一战”爆发，甘地组织印度救护队，准备开赴前线支援大英帝国，自己因病于12月启程回国。
1915年1月，甘地回国。受到隆重欢迎。回国之初，甘地在国内旅行，以了解印度的实际情况，5月在阿赫米达巴德创立了真理学院。
1916年甘地继续旅行各地，开始发表一系列重要演讲。
1917年甘地采取实际行动，尝试非暴力抵抗斗争。2月9日开始，鼓动废除契约劳工制，接着奔赴三巴朗，调查佃农受剥削的情况，迫使政府废除了对靛青工人的契约制，并开始在那里从事建设性工作。
1918年2月，甘地应纺织工人代表之邀，前往阿赫米达巴德处理劳资纠纷。他支持工人罢工，并以绝食鼓舞工人士气，迫使资方让步。后又前往凯达地区，组织农民非暴力抗税，迫使政府免征歉收农民的田赋。一战进入关键阶段，4月，应印度总督之邀，参加作战会议，在总督答应考虑自治领地位和哈里发问题后，支持募兵决议案,并积极为英帝国招募印度士兵。
1919年3月，剥夺人民民主的“罗拉特法案”公布。甘地抱病发动全国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4月6日，全国总罢市。政府血腥镇压酿成阿姆利惨案与旁遮普暴行。18日，甘地要求暂缓非暴力运动。同一时期，甘地接办《青年印度》与《新生活》两刊物，宣传非暴力主义。10月17日，得到政府许可后赴旁遮普调查旁遮普事件真相。11月24日，应穆斯林领袖之邀赴德里主持召开了全印哈里发印穆联席会议，会上甘地首次提出“不合作”一词。
1920年3月19日，甘地在哈里发运动中提出不合作运动计划。5月14日，印度政府公布的协约国瓜分土耳其条款及5月28日亨特委员会调查节使甘地放弃了对大英帝国的幻想，坚决走上了不合作之路。8月1日，甘地在未取得国大党大会通过之前，率先退还英皇授予他的勋章，发动了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9月，国大党加尔各答特别会议经过激烈争议，通过了甘地的不合作运动提案。12月，国大党那普尔年会确认了加尔各答特别会议精神，还通过了甘地起草的新党章及其建设性纲领。自此，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路线成为指导国大党活动的总路线，从而开始了国大党的“甘地时代”。
1921年2月，甘地赴加尔各答为国民学院揭幕，全国各地创办国民学校，蔚然成风。不合作运动进入高潮，同时也出现了暴力冲突与农民暴动。为防止大规模暴力发生，甘地决定暂缓群众性不合作运动，集中精力于9月30日以前禁绝洋布，推广土布。7月31日，甘地聚众焚烧洋布，各地响应。9月，甘地宣布每天纺纱半小时，从此以后，放弃任何服饰，只缠一块手工纺织制作的腰布，必要时搭一块土布披巾，剃光头发。
1922年2月1日，甘地向总督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政府释放政治犯，恢复人民言论自由，限政府7日内答复，否则将采取非暴力不合作运动。2月5日发生暴力事件，甘地决定取消拟议中的不合作运动，代以纺纱、改革和教育性工作，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受挫。3月10日，甘地被捕，判刑6年。
1924年2月5日，甘地因病获释出狱。为平息教派冲突，他绝食自苦，为团结“自治派”，他主动让贤，并压制支持他的维持派，获得国大党和人民再度信任。
1925年甘地旅行全国各地，推广其建设性方案。
1926年甘地因健康原因回沙巴玛迭真理学院静养，开始撰写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连续3年。
1927年甘地旅行全国各地，宣传服用土布、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取消“贱民”阶级、统一语言等问题。12月，国大党马德拉斯年会，通过贾·尼赫鲁的“独立案”等一系列激进纲领，甘地暂时保持沉默。
1929年1月，甘地在加尔各答亲自主持一家土布店的开幕式，并通过给买主发票签名及加盖全印土布协会印章等方式鼓励服用土布。2月，甘地又开始焚烧洋布。5月，甘地参加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号召在1930年8月前要组织75万党员，准备迎接革命高潮。
1930年1月31日，甘地向欧文总督提出包括降低卢比兑换率、降低田赋、减少军费、削减英国官员薪俸、保护关税等11项具体要求，如要求得不到满足，即发动不合作运动。2月27日，甘地在《青年印度》上宣布不合作运动的几点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总督拒绝。1930年3月12日甘地带领他的78名信徒，开始向大海进军。号召人民停止对政府效忠，不服从食盐专营法。 1930年4月5日，甘地一行经过24天的长途跋涉，走过了将近241英里的漫长道路，终于抵达离丹地城不远的印度洋海滨。经过一夜祈祷之后，4月6日开始破坏食盐法。5月4日，甘地被捕，全国人民报以更大规模的斗争，英国当局无法控制局势。
1931年1月26日，为缓和矛盾，英印政府无条件释放甘地等国大党领袖。2月17日——3月5日，甘地赴德里与欧文总督谈判，达成甘地—欧文协议，双方休战。
1932年1月2日，甘地主持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恢复不合作运动的决议。4日，甘地及国大党主席被捕，运动进入低潮，甘地在狱中发动“哈里真”运动。8月18日，甘地对外宣布，除非英国首相撤销“贱民”保障名额分区选举，他将绝食至死。9月20日开始绝食，25日，国大党领袖与“贱民”协会代表就议席问题达成协议，全印宗教领袖也签署协议，取消印度教中所谓“贱民”阶级，“贱民”将享有和普通印度教徒一样的平等权利。26日，甘地停止绝食。
1933年2月 30日，甘地对外宣布他将从5月8日至29日绝食21天。5月8日上午，政府释放甘地。甘地出狱后，仍坚持绝食21天。31日，甘地率33名真理学院师生踏上征途到农村作长途宣传。8月1日，甘地与夫人、秘书戴赛及其他真理学院学员全体被捕。3天后获释，但被禁止离开浦那，甘地不从，被判刑1年。8月16日，甘地抗议政府阻挠其在狱中继续进行哈里真运动，表示绝食至死，绝食1周后，甘地濒临死亡，政府宣布无条件释放甘地。9月13日，甘地发表声明，他个人将停止非暴力抵抗一年，将集中精力于解放“贱民”。9月30日开始作募集“贱民”基金的长途旅行，历时将近1年。行程12500英里，募得基金80万卢比。
1934年10月26日，甘地退党。专心致力于乡村工业建设。
1936年印度政府组织法正式颁行。4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勒克瑙举行会议，否决了印度政府组织法，甘地出席会议，推荐尼赫鲁为国大党主席。
1940年27日和30日，甘地两度与总督林利兹戈在西姆拉会谈，要求有反战自由，总督拒绝。10月5日，甘地宣布谈判破裂，15日，甘地通告全国，决定开展个人非暴力抵抗运动。11月中旬，运动进入第二阶段，由甘地指定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全印委员会、中央及地方议会中的国大党籍议员，集体发表反战演说，到年底计有11个中央常务委员，176个中央执行委员，400个民意代表被捕下狱。
1942年3月11日，甘地对克里浦斯方案坚决拒绝，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亦于4月10日正式表示拒绝，甘地萌生了“英国人立即退出印度”的主张，并开始宣传鼓动。8月8日子夜，甘地呼吁全国“或者行动起来，或者走向死亡”。9日黎明，甘地及国大党全体工作委员会委员被捕，印度发生激烈动荡，甘地夫人因参加示威游行，亦被捕入狱。英国人依靠武力控制了局势。
1943年2月10日，甘地为抗议政府高压，绝食3周。
1944年2月22日，甘地夫人病死狱中；4月初，甘地身染虐疾及阿米巴痢疾，生命垂危。5月6日，甘地获释，国大党其他领袖也相继出狱。
1945年 7月26日，工党政府上台，加快印度非殖民化过程；11月10日，总督韦维尔约见甘地，希望利用甘地的威信和非暴力，协助英国政权平安移交给以国大党为主的资产阶级手中，防止爆发内战。甘地开始在各地旅行演讲，宣传其非暴力主张和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观。
1946年 6月29日，甘地前往浦那时，火车挨炸，但甘地安然无事。8月16日，加尔各答发生宗教仇杀，随后，诺阿卡利县及附近比哈尔省相继出现复仇行动。甘地谴责暴力行为，并亲临乱区。
1947年1—3月，甘地在孟加拉各地苦行游说，前后行程185公里，走访47个乡村，3月4日转往比哈尔各地，致力于平息宗教仇恨。。8月13日下午，甘地来到加尔各答乱区贝利亚加达大街，控制了加尔各答局势。31日，加尔各答也出现宗教仇杀，9月1日，甘地开始绝食，直到加尔各答恢复平静。9月7日，德里又发生仇杀；9月9日甘地到德里平息暴乱。
1948年1月13日，为从根本上消除德里不安定因素和迫使政府偿还巴基斯坦55000万卢比款项，甘地开始无限期绝食。16日，政府答应付款巴基斯坦，18日各派代表签署甘地所提有关印穆团结的七项声明，甘地停止绝食。1月20日，甘地举行的晚祷会上有人投掷炸弹，未造成伤亡。30日17点17分，在晚祷会场被一印度教狂热分子刺杀。（参考《甘地传》徐友珍编著）

甘地的简历很长，因为甘地的一生是实践的一生，斗争的一生。

马丁路德金：
1929年，金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
1934年，5岁的金受洗，获教名：马丁路德金。
1951年9月，金进入波士顿大学攻读神学博士学位。
1954年10月，金成为德克斯特街施洗者教堂的牧师。
1955年12月1日，黑人妇女罗莎帕克斯拒绝给白人让座，被警察以破坏种族隔离法罪名逮捕。金在教堂集会，号召黑人拒乘巴士。12月5日，联合抵制运动的领导者们成立了蒙哥马利进步同盟会，金被推选为主席。
1956年1月26日，金因驾车超速5公里/小时而被捕，黑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警察迫于压力，释放金。出狱后，金继续演讲，推动运动升级，并将示威活动和法律诉讼相结合。
1956年3月，金以“干扰商业活动”罪被处以500美元罚金或386天劳役。5月，州法院做出裁决，指出巴士种族隔离行为违反美国宪法，金为此免于处罚。
1957年1月，金在亚特兰大主持召开黑人教堂领导者会议，成立南部基督教领导协商会。5月，协商会在华盛顿发动了一次全国性的“祈祷朝圣”运动，以引起社会对黑人苦难的关注。
1958年9月，金在售书签字时，被一名黑人妇女刺伤。
1960年2月，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种族隔离餐馆发生第一次室内静坐抗议事件。
1961年10月，金在亚特兰大的一次室内静坐中被捕。判4个月劳役。经总统弟弟罗伯特肯尼迪斡旋，金被立即释放。
1963年8月28日，金组织了25万人的集会，并发表了他著名的讲演《我有一个梦想》。
1964年12月，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65年1月，金带领人们游行，被捕。3月7日，600人的队伍抗议游行，金得到刺杀情报而未参加。3月21日，游行者到底蒙哥马利后，金在集会上发表演说。7月，金在芝加哥组织“自由星期日”活动。
1967年4月4日，金在纽约发表演讲，呼吁结束越战。
1968年4月3日，金在梅森寺布道。4月4日，金在洛林汽车旅馆被刺。

马丁路德金，不仅仅是教堂的牧师，而是一位走向街头的和平斗士，他始终信奉甘地主义。

甘地，金的“非暴力”，是非暴力斗争，其中的“非暴力”是副词，是用来修饰动词“斗争”的，由于对“非暴力”方式的强调，人们在谈“非暴力斗争”时，总是省略了动词“斗争”。而这个“漏洞”，竟然被中国的自由人士、文学博士刘小波给逮着了，大谈“非暴力”，而不谈“斗争”。实在是勉为其难了，就羞答答地说“非暴力转型”，“非暴力推动”——“转型”是第三人称叙述，不能成为主张，“推动”有点沾边，但是让人搞不明白的是，刘小波是怎样来“推动”的呢？89年以降，小波没有组织过示威，没有组织过游行，仅仅是“在家中”写写文章，挣点美元，捞点名誉，这怎么会是“推动”呢？莫非他认为自己的文字，能够像标枪像匕首，刺向专制政府的心脏，或者是放射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射线，缩短专制政府的寿命？是否有效，起码是有争议的。老实的说法是，“刘氏非暴力”是“非暴力写文章”。——靠，写文章可不就是非暴力嘛，有用拳头来写文章的吗？看来“刘氏非暴力”也等于“刘氏超幽默”。
小波实在是太幽默了，人家没有说谎，人家的确在“非暴力”，在非暴力写文章，在非暴力挤眉弄眼，在非暴力拌鬼脸，在非暴力隔靴搔痒，在非暴力请客吃饭，在非暴力表白第二种忠诚，在非暴力做二花脸……。
要说小波没有“斗争”，那也真是冤枉他了，因为他也在不停地“斗争”：和任不寐等自由人士斗，和高智晟等维权人士斗；和任不寐争名誉，和高智晟争名誉。这种“窝里”的斗和争，当然也是“非暴力”的了。
谈“非暴力斗争”，小波根本没有这个资格，有这个资格是高智晟律师、郭飞熊等通过法律为底层民众维护权益——就像甘地律师一样的维权人士，他们才是真正的“非暴力”斗争，他们才是中国未来的甘地。
其实，“非暴力”并不是小波的真正追求，今天他突然祭起“非暴力”大旗，那完全是为了否定杨佳和瓮安民众。所以这么论断他，是因为当他面对真正的“非暴力”斗争时，他仍然会极力反对的，理由是你有可能是坏人，“勇气不代表良知”。
小波真正反对的，不是暴力，也不是非暴力，而是“斗争”。任何和中共斗争的人，他都是要反对的。“刘氏非暴力”，不是别的，是不折不扣的“中共和谐”的民运版本；小波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共民运代理人。

尽管小波没有资格谈论非暴力，但是，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在今日中国民运中仍是有影响的。每个关心中国民主运动的人士面对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时，也许脑海里都会出现这两个问题：1，甘地主义，即非暴力斗争是不是具有普世价值，是否适应于中国？2，如果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出现在中国，会是什么样？

先说第一个问题。1940年，当欧洲激战方酣之时，7月3日，甘地发表了有名的对每一个英国人的公开呼吁。他以一个非暴力信仰者的思维方式对于正在与纳粹浴血奋战的人们说：“我不揣冒昧，向你们建议一种最勇敢的战士使用的著名而勇敢的方法，我想要你们不使用武器与纳粹作战。你们可以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拿走他们所要的你们所有的国土，征服你们称作属地的国家。你们也可以让德国人踏上你们的美丽宝岛，占领你们的无数富丽堂皇的名胜古迹，即使要你们的家园也不妨让出，如果他们不让你们安全撤退，就让你们自己和妇女与孩子任他们屠杀，但决不可丧失心志，也不要对他们效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4月，甘地在接受美国记者路易·费舍尔的谈话中详细说明了国大党对克里浦斯建议的观点，并声明，英国人应放弃印度，只有那时的印度才能捍卫自己，并帮助中国、俄国。而且印度抗击日本的方式也与众不同，他的唯一武器乃是非暴力。甘地想象将有一排排印度人，纪律严明，手无寸铁，面无惧色地向日本人的刺刀冲去，他们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直到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从而使敌人心慈手软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甘地传》）
甘地的声明，未成年人都能看出甘地主义的荒诞。非暴力在哲学上就是站不住脚的。东方的印度教信仰和东方的儒教信仰，在面对侵略者、面对恶势力的天真、矫情，真是有得一比。这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印度教教人自杀，儒教教人投降。所以印度总是亡国，而中国总是盛产汉奸。
甘地是一个受过英国正规高等教育的印度人，英国的留学经历赋予了甘地西方最先进的人文制度的知识，同时也刺激了甘地的民族自尊心，激发了甘地维护自身传统宗教（印度教）文化的信念。本质上讲，甘地是一个具有西方先进人文知识的虔诚印度教徒。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形成于南非的种族斗争，发扬于英国殖民的印度。甘地主义所以能通行两国，是因为他的斗争对象和主体是一致的，它的斗争对象是英国统治者，它的主体是印度人。甘地非暴力主义来源于种族歧视斗争的实践，在这些实践中，甘地显然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因为他看到和英国统治者斗争，使用法律捍卫自身民族的合法权益是最有效的途径，也是结果最好的途径，因为甘地始终坚信大英帝国的法律是世界上最公正的法律，英国的法律制度代表着人类最先进的文明。甘地所做的，并不是要反对英国殖民者，更不是要反对英国人的人文制度，而仅仅是要求英国人将自己标榜的人人平等的理念付诸实践，将印度人当人来看，给印度人平等待遇。甘地在追求种族平等，反对种族歧视的具体实践中，精明且实际地运用了法律（甘地是在伦敦注册的律师）这样的非暴力的武器，而印度教的传统（不杀生）则为这种精明实际注入了精神力量。说甘地选择非暴力是一种针对英国绅士的精明，而非完全是一种信仰，是因为甘地为了讨好英国人，曾在一战时期积极地为大英帝国招募印度人当兵参战。由于甘地的积极募兵，印度共有150万士兵参加了欧战，其中70万人战死疆场。这不得不令人对甘地的所谓非暴力的信仰价值另眼相待。
不论是理论角度还是实践角度，甘地的非暴力主义，都不具备普世价值，它仅仅适用于欧洲人（或说英美）统治下的种族歧视的斗争之中。
今日中国，中国民众不是受歧视的种族，中国政府也不是恪守法律的英美绅士，中国民主人士不仅要反对中共这个窃国者，更要反对中共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其主体、对象、斗争性质及宗教内涵，在中国都不对题，因此，甘地非暴力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再说第二个问题。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如果真的出现在中国，会是什么样呢？其实这个答案，每个民运人士及关心民运的网民，都是很清楚的，因为中共政权已经在高智晟、郭飞熊等维权人士——这些未来的中国甘地的身上回答得很充分很生动了。
甘地一生数度被捕：1908年1月10日，甘地被南非政府判驱逐处境，甘地要求重判，获刑2个月，1月30日，南非总督迫于印侨压力同甘地谈判，并保证修改“黑法”，甘地获释。
1908年9月29日，甘地被捕，被判苦役2个月。刑满获释。
1909年1月15日，甘地被捕，被判罚金50英镑或苦役3个月，甘地选择后者。刑满释放。
1913年9月25日，甘地被捕，被判处7天拘役或罚金1英镑，甘地选择了拘役。刑满释放。
1913年11月9日，甘地被捕，被判苦刑9个月或罚金60英镑，甘地选择了前者。12月8日，南非政府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和甘地被捕引发的工潮，提前释放甘地。
1922年3月10日，甘地被捕，被印度殖民政府指控犯有被判政府罪。甘地要求重判，被判6年监禁。1924年1月11日，甘地因急性盲肠炎在医院施行了手术，2月5日，英国政府鉴于甘地的健康原因，将甘地提前释放。
1930年5月4日，甘地以叛乱罪被捕，全印度震怒，人民报以更大规模的斗争。1931年1月25日，欧文总督为缓和矛盾，释放甘地。
1932年1月4日，甘地被捕。8月18日，狱中甘地宣布绝食抗议政府对“贱民”的歧视。政府做出让步，增加一倍“贱民”阶级的席位，全印度宗教领袖达成一项协议，取消印度教中的“贱民”阶级。9月26日，甘地取消绝食。33年4月30日，甘地宣布从5月8日至29日绝食。政府便于5月8日甘地绝食前，将甘地释放。甘地出狱后，要求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并按原计划绝食3个星期。
1933年8月1日，甘地被捕，被判刑1年。8月16日，甘地宣布绝食。2天后，政府发布公告，表示如果甘地不再从事非暴力抵抗运动，政府将考虑释放他。甘地不同意，继续坚持绝食。8月23日，政府慌忙无条件释放甘地。
1942年8月9日，甘地被捕，引发社会强烈反响，和平示威和武装暴动蜂起。1943年2月10日，甘地宣布绝食21天。1944年4月初，甘地身染疟疾和痢疾，健康恶化，5月5日被政府无条件释放。
甘地一生被捕10次，除了前三次三个月以下的徒刑，其余的7次，均被政府因为社会压力、舆论压力、及甘地的绝食斗争、健康原因而提前释放了。几十年前的英国政府和今日的中国政府相比，读者会有什么结论？

甘地一生绝食6次：除了上面记载的4次绝食之外，还要两起：
1947年9月1日，为平息国内加尔各答的宗教冲突，甘地开始绝食。9月4日，甘地健康恶化的消息一传出，整个加尔各答沉浸在焦虑和悔恨之中，27名极端分子向甘地承认了错误，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起草了一项声明，保证阻止宗教仇恨再起。4日晚，甘地结束绝食。1948年1月13日，甘地抗议新德里印度人政府拒不偿还分给巴基斯坦的55000万卢比的款项，及新德里的内乱，甘地宣布无限期绝食。15日，印度政府决定立即偿付巴基斯坦的55000万卢比。1月18日，国大党主席带了一帮人亲自前往比尔拉寓所，各派代表聚齐，其中包括印度教极端分子及国民公仆团的神秘代表，他们都已在甘地停止绝食的7项声明上庄严签字，并依次走到甘地卧榻前，亲自确认自己的庄严保证。在场的所有人一一俯身表示了他们的庄严承诺，当最后一个人立下誓言后，甘地宣布停止绝食。
甘地一生绝食6次，每次都是以甘地的胜利为结束。甘地非暴力的胜利，甘地绝食的胜利，说明了甘地是一个成功者，他聪明地在英国人统治下的殖民地选择了一个有效的实际的斗争方式，然而这种方式也就是对英国政府有用，如果中国人学习甘地，和中共政权进行非暴力斗争，则是行不通的。 89学运中的学生是非暴力的，他们也绝食了，但是结果怎样？高智晟、郭飞熊、杨春林、胡佳等维权人士也是非暴力的，也绝食了，但是结果又怎样？
中共政权是一个敢于向普世价值观挑战的、敢于和全世界为敌的政权，它的这种勇气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他们的“超限”精神，所谓的“超限”，就是不顾及人类的道德底线，不按规矩出牌。“超限”精神，就是无赖精神。
这种超限精神体现在对非暴力的维权人士的镇压上，就是经济上断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或拘役关押），政治案件刑事化处理……。
甘地如果在中国，那他早就被扼杀摇篮之中了，甘地将不会成为甘地；甘地如果在中国，他会以非法游行、非法集会、非法出版、非法制盐、颠覆政权等等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甘地如果在中国，他会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条件下，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无影无踪；甘地如果在中国，他这个政治新星会被老资格“国大党”的领导们围剿的，因为怕他来分享属于他们的杯羹；甘地如果在中国，他和侄孙女（及其他女追随者）赤身裸体躺在床上的绯闻，会被“用心者”传播得漫天飞，他会因此名声狼藉……。
马丁路德金如果在中国，他会因“间谍罪”而被终身监禁；金如果在中国，他会被“民主人士”斥责为一个变态的嫖客，牧师败类，伪君子……。
中国所以没有甘地，专制政府的恶劣，是主要原因，民间的反应，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甘地为民众维权，民众就拥护他，每次政府逮捕甘地，就会在社会上引起波澜，最后政府总是迫于压力释放甘地。在中国，那些维权英雄被捕后，民众的反应是很奇怪的，基本上属于鸦雀无声。所以会这样，一是因为中共的新闻封锁，二是因为控制着海外中文话语权的民运大佬们不仅不支持这些维权人士，并且还对其道德围剿，落井下石。——这真是一个世界奇观！
这里说的民运大佬，指的就是以中国民主理论权威自居的刘小波及其小集团。刘小波小集团，道德围剿维权人士——这些真正的非暴力斗争者的动机，首先可能是一种交易，和中共的交易。其次，是来自一种中国文人所特有的妒忌。
这种中国文人所特有的妒忌，来自于中国祖传的包子心态。中国人吃的是包子、饺子，欧洲人吃的是蛋糕、比萨。包子是封闭的，蛋糕是开放的，这是中西方不同文化在生活中的折射，或者说，就是不同文化的终端。包子是独吞的，蛋糕是分享的。刘小波及其小集团，显然是将中国的民运“市场”当成包子了，不容别人置喙，从而排挤打击任不寐及高智晟等人，唯恐别人抢了自己的风头，夺了自己的位子。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大家团结起来，就像甘地和国大党领袖一样，一起将民运市场的蛋糕做大，即使自己的比例小些，但是绝对的收获，却是很大的。小波显然不在乎绝对的收获，而更在乎相对的收获。可不，作为一个无神论的中国人，绝对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幸福就是不幸的相对。小波是一个标准的中国人，中国文人。小波的心胸很小，很满足于做一个想像中的领袖和一个小圈子里的头头，并且为了保持住这种“优势”，他宁可百般阻挠民运的进步，做许多民运痛，中共快的事情。小波还总是用静止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他不知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不知道安守现状的唯一结果，就是日益萎缩。
小波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谈非暴力，他也要谈19年前，还是充老大。但是，读者并不都是未成年的学生，心计也代替不了思想。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小波的工于心计，没有白费。这表现在小圈子里，他有一定的人缘；表现在不管他多么倒行逆施，总有海外的民运期刊刊登他的文章。他的人缘也许正是来自他的传统吧，因为传统的东西总更容易被人接受的。不管怎么说，看看刘小波，就会知道中国的专制体制为何如此悠久，就会知道中国的民主之路将会有多么漫长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小波、及其小集团，也是具有“标本”价值的，也是可以名载史册的。当然，这个名，肯定不是芳名。
中国出不了甘地，是因为中共政府不是英国政府；中国出不了甘地，是因为中国有一个刘小波集团。别人不提甘地，小波自己倒是先提了，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刘小波在高智晟、郭飞熊等事件中，犯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刘小波对中国民运的萎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08 9 18

首发《议报论坛》

仇恨、纯正义、曼德拉、第三波——五评刘晓波：《杨佳式暴力复仇仅仅是“原始正义” 》

2008-09-22T12:28:00.000-07:00

——刘说：“反抗暴虐制度的勇气，不是非要通过“杨佳式复仇”才能凸显；国人的正义感，也不是只有通过“言论泄愤”才能表达；国人的灵魂或良心，也不能只靠仇恨来喂养。因为，仇恨仅仅是人类的“初级感情”，却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如同“人类头脑中的核武器。”

反抗暴政的勇气，当然不是杨佳才有，高智晟、郭飞熊等英雄也有，但是高郭现在在哪里？他们的勇气，又是怎样的遭遇呢？没有忘记《勇气并不代表良知》这篇鼎鼎大名的文章吧？国人的灵魂和良心，不是喜欢吞食仇恨，仇恨是中共专制政府硬生生塞到我们心灵中的。“人类头脑中的核武器”？呵呵呵，夸张，不过并不完全胡扯，因为它起码看出了仇恨是一种“能量”。对社会不公的仇恨，是人类前进的动力，当然，这种动力，这种能量必须运行在正义的轨道上，否则就是灾难。“核武器”？不如说是“核能量”，他的好坏，不在它本身，而在于它的使用。
面对邪恶，必须要有仇恨，如果没有，那你就是邪恶本身。

——刘说：“但我仍然不赞成把民间反体制的行为转化为对具体执行人的暴力报复，无论这执行者是其他部门的官员还是专政工具（警察等）。换言之，当正义无法通过合法方式实现时，不惜用毁灭他人生命（哪怕是专政工具的生命）来实现正义，这样的正义还是正义吗？”

杨佳的暴力不是正义，高智晟的非暴力也不是正义，理论上，小波在现实中追求着一种“纯正义”，这种对“纯正义”现世追求，是无神论者的一个表现。中国的无神论有两个来源：传统文化（龙奶）和马克思主义（狼奶）。马克思的无神论，是主张通过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建立纯正义的人间天堂（共产主义）的。中国传统的无神论，认为世界本初是纯正义的天堂，只是社会的变化和前进破坏了这种纯正义。所谓“人之初，性本善；世之初，本完美”，现代不如古代，今天不如昨天。要维护正义，就要反对一切变化和前进，回归古代或维持现状。

小波对杨佳、高智晟的否定，来自这样的逻辑：反对邪恶，你必须是纯正义的，不能有一点瑕疵。为了没有瑕疵，就要少行动，甚至不行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马无毛病成了龙”。所以，小波便安居家中，无为而治民运。只有他是“纯正义”的，因为他没有毛病，因为他什么都不干。如果用一个字来总结中国文化，那就是“无”。（基督教是“有”——人要有优点，儒道教是“无”——要无缺点，佛教是“空”——优点、缺点都是扯淡）

显然，小波的无神论来自中国传统无神论。专制，肯定不是正义的，是邪恶的，别人与专制做斗争，小波为何都要拼命反对呢？因为他认定后来者也不是好人，甚至不如前者，与其进一步变坏，还不如维持现状。“暴力夺权成功了，维持权力也就必然依靠暴力，结果是通向更残暴的独裁。”（小波语，见本文）——这种逻辑很奇怪，但是如果大家知道他是喝龙奶长大的，也就能理解他的“奇怪”了。

纯粹的正义和邪恶，只在天上，人世间是没有的，人是上帝和魔鬼的合作产品，没有纯粹的善人，也没有纯粹的恶人。正义和邪恶在人间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小恶战胜大恶，就是一种进步。除非你反对进步，认为进步一定是愈变愈坏，像一个标准的中国人。然而，历史的进步，不是刘小波及其小集团所能阻挡的，世界也不是由中国人来主宰的。

——刘说：“3，中共统治方式的精细化、全面化和信息化，让民间的大规模组织化几乎没有多少操作空间，既没有足够的资金，也吸收不到足够的人员，因而也就很难进行有组织的筹划、准备和动员。迄今为止的暴力反抗事件，大都是无组织的偶发事件，而这样的偶发性局部暴力事件很难发展为组织性的整体性反抗。”

任何事情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变大的。小波你怎么知道这些偶发事件怎么就肯定不能发展成规模性的事件呢？“很难”？——屁话！很容易要你干啥？！拿着美元，说着风凉话，中国人就是他妈的聪明。

——刘说：“我要强调的是，社会的政治变革是一个极为现实的过程，绝非只靠道义正确的感召就可以一夜变天。”

小波在写文章挣美元捞名誉的时候，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没有弄明白：那就是“人称”问题。以第一人称写，是主人翁心态，是搞政治；以第三人称写，是旁观者心态，是搞评论。小波在同一篇文章中，总是能够随心所欲地变换角色，一会儿，是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一会儿，又隔岸观火，说风凉话。

“一夜变天”？——东欧、苏联就是一夜变天的，谁说不可能。为这个目标努力，一夜变天就可能成真。只要不断努力，一夜不成还有二夜、三夜……。民运人士的“天职”，就是要不断地努力，而不去想究竟几夜能够变天。而以“一夜变天”不可能而否定努力，就是民运的蛀虫。

现在逐渐看出，小波人称变换的一些规律，那就是遇名利，是第一人称；遇危险麻烦，是第三人称。这样很聪明，但是不负责任。

——刘说：“纵观今日世界上的成熟法治国，皆是长期累积、渐进改良的结果，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中国是一个法治传统稀薄而人治传统深厚的国家，由无法无天的人治到党主司法的法制再到司法独立的法治，将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和中共的“过程论”有何区别？！“过程论”的阴险在于抹杀或者隐藏了“方向论”。是的，民主法制需要过程，任何事情都需要过程，但是，关键是看实践者是往哪个方向努力的。中共以过程为借口，恢复传统文化，这是在培养人的公民意识，还是奴才意识？是培养人的平等意识，还是等级意识？一旦抹杀了“方向论”，人就会变得诡辩和无耻。比如前不久温家宝的答记者问（否认胡佳存在的那回），就说解放思想，是一场新的改革，我们要永远改革，永不停止……（大意）。这话当然没错，从坏变好是改革，从好变坏也是改革，反反复复，当然是永不停止了。

追求公正，是人类永恒的目标，当然漫长。问题的关键在于，你个人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扮演的是个什么角色。是追求公正，并为之努力？是为自己私利，阻碍别人追求公正？还是以目标太遥远，劝别人放弃努力？

小波看了，会气急败坏地说：“谁让别人放弃了？！我追求的是理性、实际、温和的方式……”。杨佳、瓮安，你反对，高智晟、郭飞熊等你还反对，你说的理性、实际、温和的方式，就是像你一样泡在家里写那些隔靴搔痒的烂文章吧，有用吗？没有用也倒罢了，那你为何偏偏执着地以自己“温和”的标准来衡量高、郭等人，对人家落井下石？又为何执着地对瓮安杨佳说三道四，道义否定？中共那么多的丑陋，你不去写？偏偏这些话题你不放过，你安的什么心啊？！杨佳、瓮安事件你不说话，难道别人就把你当哑巴卖了？！你这是成心与民众为敌，找抽。

——刘说：“所以，今日中国只有坚持渐进的和平转型而非一夜变天的暴力更迭，才能驯化崇尚“枪杆子”的中共政权，也才能结束数千年来以暴易暴的历史。”

呵呵呵，刚刚说过你的腐儒本色，人性善论，结果，很快就在下文中再次印证了。“驯化”？——就凭你的那些注水文章吗？你看你写的这篇文章，是个啥呀，颠三倒四的，啰里啰嗦的，就凭这就想驯化中共政权？你可真把自己当成个人物了。“结束数千年以暴易暴的历史”？——这就是浅薄，不知天高地厚了。

——刘说：“人类近代历史上的暴力革命，除了美国独立革命的特例外，也大都没有好结果，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是断头台而非民主，苏联十月革命的结果是阶级灭绝而非解放全人类。”

英国的光荣革命呢？怎么不算上？断头台不是法国大革命的唯一结果，他的成果还有《人权宣言》，作为一个当时对世界影响最大的革命（和英美相比），是法国大革命向世界传播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

很多正统的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这个“极容易产生争执是非”的题目的态度是审慎的，而中国的所谓自由化学者，一开口就是“断头台”。“断头台”对中国人来讲，真的恐怖吗？那满清的十大酷刑，算什么？！翻翻历史书，看看《檀香刑》，装什么嫩？！一个在48年前还在吃人（局部是成规模的）的部落，生番们竟还学着城市人的姿势口吻，瞪眼耸肩，对烹食野生动物表示惊讶！还有那个“左派”“右派”，也是法国革命的产物，它们是民主的产物，只存在于民主社会中，专制国家中哪里有什么真正的左派右派，充其量是类左类右。中国这个乡下人，和城里人打了两回交道，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就不知道自己祖坟上长的是什么蒿子了。批评法国大革命，中国这个专制部落的奴才们有这个资格吗？！

——刘说：“即便假定民间能够用暴力推翻共产党，那么接踵而来必定是刺刀下的大规模清洗，中国目前的暴戾之气已经为这样的清洗准备了丰厚的社会土壤。”

“必定”——未必吧？！小波是主张宽容于妥协的（见小波：《六四十八年祭》），小波所谓的“宽容”“妥协”显然是从一些关于现代社会转型之类的书本上“抄”来的，他只看到了表面和结果，而没有看到本质和过程。宽容、妥协及谈判是现代社会政治斗争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但是，谈判是要有资本的，没有资本，你根本就坐不到谈判桌前。宽容、妥协的前提是，我有可以不宽容可以不妥协的资本，如果没有这个前提，而奢谈宽容妥协，那就纯属啊Q自慰。一个奴隶捆绑着，被主人鞭打，奴隶说：“我不恨你，我宽恕你，我要与你谈判”。那个主人会有什么反应？只会多抽他两鞭，并且骂他：“妈了个*，和我谈判？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吊样，读了两本书，就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了！”。

奴隶要想与主子谈判，其前提是挣脱枷锁，夺取鞭子，或自己也造个鞭子。我有能力报复，而不报复，那叫宽恕；我有能力进攻，而选择妥协，那叫谈判。目前的中国，异议人士及普通百姓有这种能力吗？有资格和中共谈判吗？

南非的民主斗士曼德拉，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是当今政治斗争中宽容、和解的典范。但是他能以囚徒身份和当时的德克勒克总统坐在一起谈判的资格，是他所领导的武装组织“民族之矛”及其他武装组织的一系列、愈来愈升级的暴力活动所换来的。德克勒科总统是被愈演愈烈的暴力活动逼到谈判桌的，因为当时的南非形式是：不释放曼德拉，不与曼德拉谈判，南非将陷入暴力的海洋之中。

杨佳刺警及民众喊好，仅仅是打开了人们的思路，并不是“挣脱绳索、打造鞭子”，而只是在皮鞭的暴虐下的一种绝望的挣扎。挣扎，当然是一种力气活，而这种“力气”竟让小文人刘小波感到惊恐万分，大呼暴戾，并武断的认为这个挣扎的奴隶一旦翻身，肯定要用刺刀清洗。——这是怎样的思维方式？这是仇视民众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酸腐陈旧的思维方式！小波文人不是爱标榜自己的“现代化”吗？那就读读曼德拉吧，看看人家黑人是怎样武装斗争，又是怎样宽恕和解的。

陈旧酸腐文人刘小波，是中国民主运动的耻辱！

——刘说：“当人类已经进入文明时代，达成个人正义诉求和完成制度性变革的手段已经随之文明化，非暴力手段也越来越成为主流。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无论是苏东还是亚洲，即便有罗马尼亚式的政变型变革，非暴力变革仍然是主流。”

“第三波”？是亨廷顿的学术概念吧，让我们看看人家是怎样论述的：“重大的政治变迁总是会涉及到暴力。第三波也绝不例外。在1974年至1990年间的几乎每一次民主化运动都牵涉到一些暴力，然而，总体的暴力水平并不很高。”（《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在第三波中称得上是“非暴力”的国家，是一些前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波兰、东德、匈牙利、捷克及前苏联。这个现象，很容易让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产生幻想。的确，中国参与过“第三波”，那就是1989年学潮，但是中共用坦克机枪将中国从第三波中剔除了。64血腥镇压之后，中国社会开放、西化的趋势被逆转，日趋专制保守。然而，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却蒸蒸日上，社会长期稳定。这种现象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绝无仅有的，这不得不使人正视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与东欧社会主义及苏联等国家的“内在”区别。

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苏联的刺刀下，和平转型进入社会主义的。苏联是经过十月革命转型进入社会主义的，但是，所谓的“十月革命”，其规模，用中国的眼光看，只是一个小的军事政变。革命前夕，首都的革命武装力量是：：波罗的海舰队水兵8万余人，卫戍部队士兵近15万人，赤卫队2万多人，共约25万人。首都政府的武装力量是人：军校的士官生、哥萨克部队以及妇女“敢死营”，总计3万人。发生在冬宫的战斗，是发生在2万赤卫队和1千士官生之间的。并且战斗并不激烈：“11月6日深夜和7日凌晨，他们占领火车站、邮政局、电话公司和电报局，‘一般的情形等于门卫接班’，‘克伦斯基可以在这时赤手擒获’，‘当日电影院和戏院仍照常营业’，冬宫的墙上有好几千颗机关枪子弹的痕迹，但近距离放射的炮弹没有一颗命中。这一连串的报道，只证明战事并不十分激烈。‘有时候尚呈现着喜剧之性质’。”（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东欧和苏联他们转型进入社会主义的“成本”是小的，其社会的“质量”也小，改变发展轨迹或再转型所需要的动力也就小，因而，他们不需要暴力。

中国呢？其革命时间之漫长，程度之惨烈，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是知道的。用王震的话说，就是：老子的江山是用2千万颗人头换来的。其性质，和苏联也不同。十月革命的武装是由工人和士兵组成的，这符合马克思主义中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宗旨；中国革命的武装是由农民组成的，农民是小资产阶级，并不是无产阶级。并且中国革命武装的领导人毛本人就是农民，那所谓“创造、丰富了马列主义”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其实不过是土得掉渣的传统的农民起义。是的，中国的革命，其实质就是一场披着马列外衣的改朝换代，马克思主义除了带给中国一个“大跃进”和一个“文化大革命”之外，其他什么都没有。今天的专制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的专制王朝。

面对这样一个制造成本高昂，本身“质量”巨大的，传统专制王朝，妄想以很小的动力改变其运动轨迹，鹦鹉学舌一般的高谈“非暴力”，真是“很傻，很天真”！

2008 9 18

首发《议报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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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逻辑——四评刘晓波：《杨佳式暴力复仇仅仅是“原始正义”》

2008-09-22T12:27:00.000-07:00

——刘说：“如果基层警察经常遭遇民间的暴力袭击，就会加深他们对政权的忠诚，也会增加他们对民间维权和政治变革的敌对情绪。”

——刘说：“从客观效果上讲，如果杨佳袭警的发生让民间相信暴力，产生对一场暴力革命的期待，其结果就是更多的暴力反抗的发生。而独裁政权的应对只能是政府不断强化政治恐怖，不断加强镇压的力度，只能进一步弱化本来就弱小的民间维权力量，中国的社会生态也只能从“坏”走向“更坏”。”

这两话，真是经典啊，这是典型的书生腐儒的逻辑。按此逻辑，我们只有顺从警察、强权，道德感化警察、强权，他们才会逐渐支持民间维权。

可能吗？人，都是自私的，都在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努力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生物规律。中国警察的具体工作，可以分为三类：1，是政治任务或具有政治高度的任务，2，是日常的刑事治安工作，3，是私活。第一类工作，他们是必须认真对待的，这是关系到饭碗问题的。第二类工作，则是挑肥拣瘦，偷懒耍滑的。第三类工作，那是创收致富问题，他们是积极踊跃的。当然，警察的私活，是附庸在治安工作之上的。他们最积极的工作是抓赌抓嫖，因为里面的油水很大。警察们接到110报警，总是兴意阑珊，但是接到线人的赌嫖信息，就像饿了一个月的红军战士看到了一家富裕的地主，兴奋的嗷嗷只叫。（丝毫不夸张）中国警察，也包括法院和检察院的人，其贪婪无耻程度，是令人发指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官人见了钱，如蚊子见了血”，这话，今天同样适用。中国警察所以让人痛恨，是因为他们的致富手段，是用法律为工具，对涉法公民进行敲诈勒索的，这种敲诈勒索，比土匪的性质要恶劣一百倍。他们也有失意的时候，一是惹的不是家，惹着某领导的亲戚，人家怪罪下来，赔钱还要磕头。二是在群体事件中被群众打了，往往是白挨，领导还怪他们惹事，没眼色。在一本公安杂志中，有篇文章写道：那些被打的警察，尤其是年轻警察，往往一蹶不振，一两年恢复不了状态……”。

中国警察是中国最坏的一群人，个个都是欺软怕硬见风使舵的老油条，对他顺从，道德感化，只能放纵他的淫威，让他们变本加厉。相反，如果民众持续抗争，足够坚韧，足够强大，他们就会旁观，甚至叛变。1989年，罗马尼亚的军队为何倒戈？那是因为罗马尼亚的民众势力足够强大，军队倒戈成功的概率高。中国的军队为何没有倒戈？那是因为中国民众的势力小，因为领导学运的人是个书呆子，成功的概率太低。实际上，根据一些资料和知情人的透露，中国军队的倒戈，也就是差一点点，很多军队都在观望，邓小平对很多军队很不满意。军队最终没有倒戈，现在看来，他们的选择也许是对的，89学运的民众基础并不强大，学运领袖的能力不值得信赖。试想，如果哪个军队倒戈，投奔刘小波了，小波要是给人家来上一段：《勇气并不代表良知》和“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我们要以和平的方式来显示民间的民主力量的坚韧，以粉碎靠刺刀和谎言来维系的不民主秩序！”（小波语，见本文），那不是把人家给卖了？！

人是一种政治动物，见风使舵是本能。你弱小时，他们镇压你，个个争先，唯恐抢不到功劳；你有一定力量时，他们就会观望、妥协；你的力量强大了，他们就会纷纷倒戈，唯恐落后。

看来，小波真的将中国共产党员当成“特殊材料做成”的了，真的认为中共集团是铁板一块。小波的逻辑反映了他的片面、静止、理论化、书生气十足的世界观。世界似水，时时变化；人心似水，时时变化。中共并不是铁板一块，除了位于金字塔顶端的几个寡头，数量众多的官僚们都是处于时时观望的状态，（89年学运，在局势不明朗时，绝大多数的中共官员都是观望状态）。他们内部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有多少党员在内斗中丧失了生命？又有多少党员在内斗中败北而身陷囹圄？他们间的仇恨岂是民运人士内斗的杯水波澜可以比拟？他们所以总是能够“顾全大局”，那是因为他们在体制外找不到山头，看不到希望，不得已而为之。

小波的这种逻辑的背后，其实是人性本善的哲学观，这是儒教的基本哲学观。儒教的人性本善观，使得人们对恶失去防范，使得人性中根深蒂固的恶，如脱缰野马，肆意骄横。儒教教人愈来愈顺从，只能使得专制政府愈来愈凶恶，直到一个极限，迫使另一个凶暴的农民或胡戎，干掉它。你不够狡猾凶狠，失败了，儒生就说你是寇，你十足凶狠狡猾，成功了，儒生马上把你当天子——中国历代的开国天子，那个不是杀人如麻的恶魔？！儒教的“天”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天”？！人性本善观，实质是对恶的极端放纵与膜拜。

有些政权创业时，也有理想抱负，以天下为己任，想解救黎民于水火之中，但是他们一旦得到政权，他们一旦面对一大群麻木的、极端顺从、唯唯诺诺的，将自己当成“天子命官” 当成神来膜拜时，他们心灵深处隐藏着的恶，便伸出头来，跃跃欲试了……。儒教所以和专制纠缠在一起，不是因为它像法家一样缔造了大一统专制体制，而是它为专制提供了一个丰厚的土壤。一个再好的种子，落在这片土地，也会结出专制的果实。这就好比面对极尽奴性媚态一味诱惑的妖女，一个再好的男人也会犯罪，一个道理。法家造的大一统体制，是技术层面的东西，很容易纠正。儒教教的奴才哲学，则是深入灵魂，难以根除的。

欧美国家的法制、民主、市场经济等整个人文制度，就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之上的。法制，是对恶的制度性遏制；民主，是恶的一种均衡，政府有枪，民众也要有枪；市场经济，就是利用人的自私来积累社会财富的……。

小波老师也许会说：中国有法家，中国也有“人性恶”。法家的“人性恶”和基督教的人性恶，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小波老师知道吗？

小波的文章很经典，可以解释中国专制制度为何悠久；小波本人也很经典，是活生生的现代版标准儒生。

2008 9 18

首发《议报论坛》

也谈瓮安事件——三评刘晓波：《杨佳式暴力复仇仅仅是“原始正义”》

2008-09-22T12:26:00.000-07:00

——刘说：“在目前中国的制度条件和民间生态之下，想通过暴力革命完成体制性的除旧布新，可能性为零。1，从统治集团的角度，当下中国的统治者已经具有了计算统治成本的理智，可以采取灵活处理的方式平息局部暴力事件。以胡温政权此次处理瓮安事件的方式看，中共高层对民间反抗的暴力化倾向还是特别警觉，采取了整肃基层吏治、满足民众要求和镇压带头人的策略，随后又出台遏制地方政权滥用警力的责任追究法规。”

单单从瓮安事件的描述上，就可以看出小波的酸腐书呆子气。中共政权对瓮安事件的处理，是十分丑陋十分蹩脚的。首先，事件的突发让领导人说出了“一件很小的刑事案件为何会引发大规模的群体事件？” （胡锦涛语？石宗源语？）”“6.28事件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等话语，（石宗源语）第一句话，分明是对人民生命的漠视，而对社会稳定的重视，出自领导人之口，是对“以人为本”政治理念的嘲弄。第二句话，没有调查，就先盲目定性，必然会制造冤假错案，比如，肯定要人为地制造出“黑社会”。这两句失态的话，表现出了政府公安机关被冲击后，中共领导人的惊慌失措。接着，中共在对事件的调查中的“俯卧撑”表演，其弱智其丑陋堪称经典，足以传世。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共处理瓮安事件，只是为平息而平息，被动的很，连起码的一点点的作秀都没有。这表现在最终没有能使李桂芬之死的真相大白，最终没有能使导致李桂芬死亡的凶手落网。如果一个政府，只是通过掩盖、撤职、撒谎、金钱等黑社会流氓手段来平息事端，而非为民主持公道，保障法律正义，那么这个政府，也就仅仅只是一个拥有枪支金钱的流氓集团，其权威、合法性在民众心目中就会荡然无存。

瓮安事件，反映了很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此事件，证明了中共气数将尽。这一点，体现在对中共能将瓮安的地方领导撤职，为何偏偏保护几个小流氓（导致桂芬死亡的三名嫌疑人）这个疑问的合理解释上。这个疑问的合理解释，就是中共集团已经不具备了自我纠错能力。要揪出那三个小流氓，必然要推翻以前的种种法律结论和鉴定，而这会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因为这容易让民众看到中国司法有多么的黑暗。正因为此风险大，没有人能够承担，所以他们就将错就错，葫芦僧乱断葫芦案，将这桩公案给葫芦、俯卧撑了！

这件事不仅让人想起清末的“小白菜”案。举人杨乃武与颇有姿色的小白菜，平日有点暧昧，小白菜丈夫突然暴毙，与杨乃武有过节的知县，便借机报复，断定杨和小白菜串通谋害了白菜丈夫，将二人定为死罪。杨不服，上告，官司一直打到慈禧太后那里，太后驳回重审，冤案案情终于大白，杨、白无罪释放，包括钦差、巡抚、知府、知县等30多名高官被撤职。

李贵芬案要比杨白案性质恶劣的多，但是中共集团却没有能向清朝廷一样，为民伸冤，为何？最终的答案是，中国现在缺少一个皇帝。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成熟的超稳定专制社会。其稳定的因素之一，就是皇帝——官僚——百姓，“三权制衡”（这种纵向的权力制衡和欧洲横向的分权有着本质的区别）相互制约。皇帝总是惩罚贪官腐吏，为民众主持公道，尊重民众上访意见，那是因为皇帝要为自己祖宗的社稷负责，要对自己的子孙负责。现在，中国没有了皇帝，中共官僚统治集团就出现了无人做主的局面，见利皆趋之，见祸皆避之。为李贵芬翻案，个人的风险太大，没人敢出头，所以最终是选择将其俯卧撑了，得过且过，天塌下来，大家一起完蛋。

中共很精明，及时地用民族主义取代了共产主义。但是在其恢复传统文化建设的时候，像袁世凯一样复辟登基的勇气，他们是没有的，这就造成了其统治结构上的硬伤，具体的表现之一，就是选接班人时，无原则可循，这就容易造成中共的内讧。胡后的习、李之争，就将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习进李退，是“诸侯”（太子党）称雄，“天子”（团派）旁坐的结果，因此，中共高层已生龃龉。而现在中共的新一轮“解放思想”运动，则是团派不甘失败的反扑，旨在加强中央集权，强调个人权威（胡的个人权威）。中共内讧正在进行中，这样的运动，用“解放思想”来命名，则是充满了闹剧效果，具体可以参考汪洋的广东思想解放运动的“曲折”。

瓮安事件，折射出了中共的外强中干。根本用不着革命，再来几场瓮安，或来一次经济危机，中共就会崩溃。

2008 9 18

首发《议报论坛》

杨佳是不是英雄——二评刘晓波《杨佳式暴力复仇仅仅是“原始正义”》

2008-09-22T12:25:00.000-07:00

7月1日杨佳刺警事件爆发后，中共很快便出台了一系列有关信访工作、涉讼案件的政策。7月24日中共公布了《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和《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对违反信访工作做出了详细的划分和严厉的纪律处分；要求“个人、家庭有涉法、涉讼案件未能及时处理的”排查、统计、上报；基层办事处则将要求公民将“未能及时处理”的涉法涉讼案件，到办事处反映登记，这样的《告知书》贴到了每个社区、每个楼栋的门口……。

这是现代中共常规的政治反应。毛后中共，放弃意识形态，搞经济发展。邓后中共的最高宗旨是“稳定高于一切”，而这其实是传统专制王朝“江山社稷第一”的现代版本。既然追求“稳定”，政治上肯定消极，“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讲的就是这种无为的治国理念。根据中共现在的作为，更为具体的说法，应该是：“治大国若奶孩子”——会哭的孩子有奶喝。比如“三农”国策及惠农政策的出台，不是中共忽然良心发现，要“反哺农业”，而是众多的农民“群体性事件”已经危及到政权的稳定，必须安抚农民，息事宁人。（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1993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其中的绝大多数是发生在农村的。曾看过一份资料，2005（？）一年内，河南、山东两省发生的农民打砸、占领村政府、乡政府的事件高达四百多起。）

当然，专制政府“奶孩子”不是无条件的，是要先打孩子几巴掌的：这就是对群体性事件中的“出头鸟”、带头人，严惩不贷。这叫做：一人挨打，众人吃奶；千人吃肉，一人（几人）付钱。

“一人挨打，众人吃奶”的现象，并不单单体现在“群体性事件”中，还体现在许许多多的个人对暴政的反抗、对不公执法者报复的事件中。“群体性事件”基本都是因利益而起的，最终的解决，也基本都是经济、物质方面的安抚，“挨打”“吃奶”表现得很具体。而个人抗暴、报复的事件，则不仅是利益现象，更多的是对执法不公的反抗，属于精神层面的。因而这种“一人挨打，众人吃奶”表现得要抽象一些，但是，他们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那些以暴力抗暴者、报复者，虽然都受到了政府的制裁，甚至被政府处于极刑，但是他们的勇敢抗暴行为，会让专制政府对暴政调整，让暴政执法人员的蛮横收敛。而这些“调整”和“收敛”，是广大民众的福利。完全可以这么说：中国社会现在那微小的人权改善，其实是由许许多多的抗暴勇士个人的牢狱之灾或生命换来的。

对于那些用生命换来一点人权的进步的勇士来说，我们这些享受果实的民众，何尝不是在“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上帝是公平的，民众既然得到了好处，自然就会对那些牺牲者，那些带头人，崇敬，尊他们为英雄。所谓英雄，就是胆略超群，造福民众的人。

杨佳就是这样的英雄，他以自己的传奇和牺牲，为千万的访民造福了，并且也给所有的中国民众造福了，因为他打击了中国警察为非作歹的嚣张气焰，让他们的非法行为收敛；他让中国的警察感到了来自民间的恐怖，其独裁的权力，因而有了制约。

什么人可以名垂千古？是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和英雄，而不是高官和富商，尽管后者是现实生活的实际主宰者。为什么？因为前者是利他的，后者是利己的。官僚和商人很成功，很让世人羡慕，但是他们的能力和个人成绩都是属于肉体的，都是动物性的，他们积累的名利，也必将和他们的肉体一起埋葬。政治家对社会进步的推动，惠及后人，所以后人缅怀他们；科学家的科学成果惠及后人，所以后人景仰他们；文学家记载了人类的灵魂，为人类进步提供的借鉴、指引了方向，为我们提供了精神享受，所以后人思念他们；英雄对正义的追求及牺牲精神，是百姓的渴望与追求，所以后人崇拜他们……。

杨佳的意义，还不仅仅止于个人英雄。

杨佳对专制机器的爪牙，最丑陋、最暴力、最恐怖的警察机关的主动进攻，及辉煌的战果，让这个专制机关的外强中干，色厉内荏暴露无遗。广大民众的一致喝彩，更是让政府的权威一落千丈。杨佳的尖刀，不仅仅是捅了几个警察，而是捅了整个警察机关，捅了整个中共专制政党；杨佳的尖刀，刺破了“和谐”的面具，让人们看到了“民生”伎俩的局限与丑陋；杨佳的尖刀让统治集团看到了凝聚在刀尖的民众的力量；杨佳的尖刀让专制集团，感到了恐惧，嗅到了死亡的气味……。

7.1杨佳事件，及6.28瓮安事件，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这表现在他们对公安机关的主动袭击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表现在他们让专制政府从“伟光正”沦为了黑道混混小瘪三；表现在中国底层民众第一次不是因为饥饿，而是为寻求正义，而“造反”的，这是中国民众觉醒的标志；表现在是中国市民而不是农民，已经成为一种力量，正在崛起；表现在对中共独裁制衡的因素，国际压力不再是唯一，中国市民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民主是不能被外人赐予的，只能靠自己争取。

杨佳事件、瓮安事件必将成为中国人权、民主历史进程中的里程碑，杨佳，瓮安人民，也必将被作为英雄而载入史册，永垂不朽。

否定杨佳、瓮安民众的小丑必定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桶。

2008 9 18

首发《议报论坛》

杨佳是不是大侠——一评刘晓波：《杨佳式暴力复仇仅仅是“原始正义”》

2008-09-22T12:21:00.000-07:00

——“个人行使暴力反抗权利的正义性，首先要区分被动的自卫暴力和主动的行凶暴力，其次要区分反体制的暴力和个人复仇的暴力，最后还要视暴力反抗的客观效果来界定。如果暴力反抗是个人复仇的主动施暴，其结果是双方的生命代价，那就是没有赢家的玉石俱焚，也就谈不上正义。”

——“但杨佳不是英雄或大侠，因为他结束了六个生命。”

“自卫暴力”和“主动暴力”的确有区别，但那是针对一般匪徒而言的，对于特殊的、身穿国家警察制服的匪徒，“自卫暴力”就是一句空谈。身穿警服的匪徒，对公民人权进行的伤害，总是在公民丧失反抗能力时实施的。使公民丧失自卫能力的过程，又是在合法的程序下进行的。比如刑讯逼供，这个中国警察常规的刑侦手段，这个违法的、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严重伤害公民身心的暴力活动，是在公民或嫌疑人被囚密室、身陷枷锁的条件下实施的，而公民或嫌疑人从自由人到身陷枷锁的过程，又总是在合法程序下完成的。如果警察合法地向公民亮明证件，合法地要求你到警局接受调查时，并给你带上手铐时，你能反抗吗？如果反抗，那么刘小波肯定会说这个公民在抗法，不具备现代公民的意识。

面对穿警服的匪徒，小波说的自卫暴力和正义，只存在一种情况：你必须配合警察的合法公务，配合警察给自己戴上手铐脚镣，直到警察非法刑讯时，你才能反抗。这时，你要使用旷世武功“乾坤大挪移”，跳出枷锁，跳出警察包围圈，用“葵花点穴手”将警察“定位”，使之不能动弹，无法行凶。注意，一定要用“葵花点穴手”，不能用“降龙十八掌”，就是其中的“潜龙勿用”一招也不行，很危险，“九阴白骨爪”就更不能用了，太阴毒，都是要人命的招数，一旦将警察打死了，人家小波“最后还要视暴力反抗的客观效果来界定” ，你是非正义的。

我不会“乾坤大挪移”“葵花点穴手”等武功怎么办？要不我们团结起来，不对个人，而是针对体制，来个“反体制的暴力”，小波这回总该说我们是正义的吧？“反体制暴力”就是革命，革命，也正是人家小波深恶痛绝的呢——靠，真让人找不着北了。

穿警服匪徒的可怕之处，就是警匪合二为一。单纯的警察，单纯的匪徒，并不可怕，因为他们都有制约，警察有法律制约，匪徒有警察制约。有了制约，公民就有了抗暴的后台，人身权利就有了保障。如果警匪合一，公民的处境就非常地可怜，因为自己的权利根本没有保障，随时可能受到伤害。一旦受到伤害（这是根本免不了的），只有两种选择：逆来顺受和上访。如果上访的道路被堵死，如果忍受超出了一个人生存底线，那我们又将如何选择？

作为中国人，我们的选择是，将生存底线降低，甚至不要。 “直如弦，死道边；曲如弓，反诸侯”“舌存齿亡”“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好死不如赖活着”“宁做瓦全，不为玉碎”，做不成玉，就做瓦，做不成瓦，就做泥巴。做人不成，就做畜生：“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 （《啊Q正传》）鲁迅不死，是因为中国人永远都是同一幅德行。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欧洲人裴多菲说到了，也做到了，为了民族自由，26岁的年轻诗人，被敌人刺穿了胸膛。“不自由，毋宁死”，是一个生存底线，是贵族的生存底线。

这个生存底线，对中国人来讲，太奢侈了，不敢企盼。退一步，“背屈辱，毋宁死”，中国人能做到吗？能，有一个人做到了，那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杨佳。杨佳的生存底线是高贵的，他是玉，是中国的贵族。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杨佳超人的胆技和决绝，赢得了广大网民一致赞扬，赢得了大侠和英雄的美誉。然而，以“在野党领袖”自居的刘小波，却说杨佳不是英雄和大侠，理由是：杨佳杀了人。

荆轲的任务就是杀人；《史记游侠列传》中的郭解，“所杀甚众”；《侠客行》中的侠客，“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水浒》中豪侠，都身负命案；《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大侠，六岁杀人……。杀人的大侠，多矣，不杀人的大侠，难觅也。杨佳杀狱吏，怎么会成为不是大侠的证据呢？

小波似乎也感到了自己论证的谬误，不等别人批驳，就开始对“侠客”记忆、“侠客”情结，进行了鞭笞：“侠客情结背后是仇恨意识，是对法外暴力的崇拜，甚至就是对杀人的崇拜。”——真的是这样吗？

说到侠，自古就有褒贬两种看法。

战国时期的韩非说：“侠以武犯禁”1。汉代的荀悦在《说文解字》中给侠下了一个定义：“立齐气，结私交，以立疆于世者，谓之游侠。”（气壮势雄，作威作福，利用私情，结交党羽，以强梁的姿态立于世上）。汉代的司马迁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任者有乎？不既信，不倍信，义者有取焉。”（救人于难，济人于贫，仁者有此美德吧；不失信用，不背诺言，义者有可取之处。）2 “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他们说话一定守信用，做事一定果敢决断，已经答应的必定实现，以示诚实，肯于牺牲生命，去救助别人的危难。已经经历了生死存亡的考验，却不自我夸耀本领，也不好意思夸耀自己功德，）3 。汉代的班固说：“ 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4 （身为庶民百姓，却拥有生杀权力，不能免于刑杀……平日为人，温和善良，平等博爱，帮助别人困难，救济别人穷苦，谦让恭谨，从不自夸，确实具有绝世的天资。）唐代的李白说：“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5……。

这是中国历史早期几个著名学者、诗人对侠的评价，可以看出，韩非、荀悦对侠是否定、仇视的，司马迁、李白对侠是肯定、赞扬的，班固对侠是折中的。

荀悦的“定义”，是最片面，最离谱的。柏杨先生曾这样评论它“荀悦对游侠下的定义，十分奇特。……对于游侠，荀悦可是极尽诬陷欺罔。……荀悦却一手遮天，诟骂侠义之士……这不是一个正直的和负责任的态度。荀悦的目的不在使人们了解侠义的真相，而在蒙蔽侠义的真相。”6

韩非的“侠以武犯禁”，倒是言简意赅，很凝练的，它不仅道出了侠的两个基本特征：暴力（武）和违法（犯禁），并且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侠是应该禁止的，是危害社会的五蠹之一。

中国的侠，来源于士，本来和欧洲中世纪的骑士及日本幕府时期的武士，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封建的结束，大一统专制的建立，侠也就逐渐被禁止了，因为侠的存在对专制统治是一个威胁，起码是一种分权。韩非所说的“犯禁”，犯的就是大一统专制之禁。秦始皇的大一统专制，也正是根据韩非等人的法家思想建立的。

自秦汉以降，侠，就成了专制的打击对象，收缴武器，禁武令，成为专制常规。《史记》《汉书》之后，也没有正史再为侠客立传了。侠客渐渐消声了，但是侠文化却悄然兴起了；《游侠列传》在正史中匿迹了，但是武侠小说却浮出水面了。具有代表性的是明初的《江湖豪客传》（因是禁书后改名为《水浒》）和清代的《三侠五义》。这时，文学中的“侠客”已经分家：侠客已被朝廷收编，成为了朝廷鹰犬，比如《三侠五义》中的四品带刀护卫南侠展昭；被朝廷排斥于体制外的豪侠，被剥夺了侠客的名分，而沦为聚啸山林的匪寇，比如梁山好汉林冲。庙堂侠客，虽享高官厚禄，但是百姓远之；江湖儿女虽然颠沛流离，但是庶民亲之。中国侠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游离正统庙堂文化之外的江湖草根文化。现代，摆脱了大一统专制的香港台湾人，将侠文化发扬光大了，并且将侠客的荣誉重新还给了江湖儿女。这就是以金庸古龙作品为代表的现代武侠小说。

中国侠文化是独特的，不像欧洲骑士文化伴随着主人公阶层的消失而消失，而是随着主人公的消失而兴起的。这种现象，可以视为一种“代偿性功能增强”：中国人一出生，就陷入一个巨大的“网”中，被严密到户籍里甲的法治和“威仪三千”的礼治层层束缚，“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士大夫可以在儒道典籍中消耗一生，但是庶民百姓相对是活泼的，法、礼不让他们乱动，但是法、礼却不可能彻底禁锢百姓的幻想。庶民地位地下，平日里多受官吏欺辱，又没有伸冤渠道，于是便在江湖英雄的故事中寻找安慰。需求产生了市场，因而武侠评书，武侠小说便应运而生了。中国的侠文化，表达了底层民众的对正义和自由的一种渴望，它是被长期的冷酷缜密的大一统专制给挤压出来的，它所以能在今天光大，是因为这个庞大专制压力囊现在有两个出气口：香港、台湾。

可以看出，侠文化，本身是一种和庙堂专制文化相对抗的江湖平民文化，大侠的名誉，就是平民给加封的，不是政府加封的，更不是某一个自诩的权威加封的。中国的侠，和众多约定俗成的文化概念一样，是没有统一定义的，但是有几个要素是侠不可少的：暴力（武功高强）、正义（除暴安良）、自由（不受体制束缚）。这些要素，杨佳都具备，怎么就不是大侠？侠客，本来就是平民百姓江湖儿女自己的事情，广大民众敬给杨佳义士的桂冠不算，难道需要朝廷给颁个奖状，甚至需要某个不阴不阳不伦不类的自封的权威来行加冕礼？广大民众拥戴杨佳为大侠，管别人什么事?急不可耐地跳出来说三道四否定杨佳，居心何在?!

刘小波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在野党领袖”的身份自居，这也不是什么大错，芙蓉姐姐不是也总是以美女自居吗？这属于言论行为自由的范畴，尽管这样的举动会给看官们带来审美上的厌恶甚至生理上的障碍，但并不违法。自封的“领袖”“美女”，观众并不当真，但是他们那种无知者的大无畏，及自以为美的执着，就足可以让他们独步网络虚拟世界，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不过，既然“在野”，就应该和民众站在一起，怀有江湖狭义心肠，怎么能和韩非、荀悦等专制士大夫站在一个立场，污蔑“侠客情结背后是仇恨意识，是对法外暴力的崇拜，甚至就是对杀人的崇拜。”呢？跻身民运，是阴差阳错，稀里糊涂站错了队泥？还是练“乾坤大挪移”已经到了九段功力，可以自由穿梭于庙堂江湖、体制内外，甚至穿越时光隧道，让“未来国家领导人”的梦想成真，变成了“现国家领导人”？

刘的这篇文章，表面是杨佳和政府各打50大板，貌似公允，但是从它的实际效果来看，它对中国民间的抗争是十分恶劣的。中国现在的民间力量和专制政府相比，悬殊超过蚂蚁和大象，对大象拍一巴掌是什么效果？对蚂蚁拍一巴掌又是什么效果？刘小波的很多文章都是这样，对政府的批评总是隔靴搔痒，而对民间力量的打击却很致命。这不是刘小波的迂腐透顶，就是刘小波的用心歹毒。

2008 9 18

1《韩非子五蠹》
2《史记太史公自序》
3《史记游侠列传》
4《汉书·游侠传》
5《侠客行》
6《柏杨曰》

首发《议报论坛》

黄帝原来是“鬼子”？

2008-09-22T11:43:00.000-07:00

中国人历来自诩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从黄帝建立国家算起的。黄帝和他的子孙们（就是所谓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功绩、世系被司马迁工整地记载在他的不朽之作《史记》中，是整个史系的开端。
这个被中国人深信不疑的史系在近10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时遭到了国人的置疑和清算。顾颉刚先生将《史记》史料的来源——那些混乱的、自相矛盾的上古史认真地梳理了一边，最终发现所有的上古史料都是自春秋到汉代的儒生们伪造的，并且时代愈后，所伪造的史料愈是久远、内容愈是丰富。中国的上古史是后儒们“层累”伪造的：
1 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2 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3 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正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徽，知道的古史越多。汲黯说：“譬如集薪，后来居上”，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
（顾颉刚《古史辨》）
这就是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
顾颉刚先生掌握了真理，道出了事情的真相，但是笔者想补充一点，那就是“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只能适用于黄帝以降的古史中。在黄帝以降的上古人物中，禹、舜、尧、黄帝，的确是人物愈古，形象愈丰满。但是黄帝以上的炎帝、神农、伏羲、女娲、盘古等就不符合这个规律了，他们是时代愈古，人物传说愈少，形象愈干瘪。无疑，在上古神话中，黄帝是一个事迹最多、形象最丰满的中心人物。——这是为什么呢？
根据考古，中国的文明史始于商代。商代建都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因此，中国的文明史只有1700＋2006=3706年。商代的城市、大型宫殿、青铜器、文字等文明标识，是经安阳殷墟、郑州商城、洛阳商城、洛阳二里头等历史遗址的考古实物证明了得了，是科学。
那么，商代以前是个什么样子的呢？在中原地区（今河南省境内，也是传说中夏朝的所在地）商代的遗址上再往下挖掘，（在考古上，地层愈下，时代愈前）发现依次大致叠压着如下几个文化堆积层：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Ⅰ、Ⅱ期）（约公元前1700---公元前2000年），河南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3000年），仰韶文化（约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5000年），裴李岗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6000年）。
再往下挖，就到旧石器时代了。
这些文化都属于新石器时代，它们没有现在史学界公认的“文明”的几种标识：城市，大型宫殿，文字，青铜器等。文化是不等于文明的，在岩壁上划上一幅画或几个符号，就是文化，而文明则是文化的高度繁荣的一个阶段性的产物。
也就是说，在商代以前，中国尚处于以石头为工具、武器的氏族部落状态，他们没有文字、金属、车辆、衣服、雨伞、棺椁、城市，更谈不上建立国家了。无疑，商人是中国文明的开创者，是许多生活用品的“发明者”。
让我们再来看看有关黄帝的传说：
黄帝名叫轩辕，轩辕就是车的意思。
黄帝始垂衣裳，有轩冕之服，顾天下号轩辕氏。（1）
轩辕氏，作于空桑之北，绍物开智，见转风之蓬不已者，于是制作乘车，柜轮璞较；横木为轩，直木为辕，以尊太上，故号曰轩辕氏。（2）
轩辕变乘桴以作舟楫。（3）
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者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4）
黄帝不仅是车的发明者，他还是青铜器、宫室、井、衣冠、舟楫、棺椁、坟墓等物的发明者。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黄帝伐蚩尤，陈兵于此地，掘百尺，犹未及泉，惟见火光如星，地中多丹，炼石为铜，青色而立。（5）
黄帝问于伯高日：‘吾欲陶天下而为一家，为之有道乎?’伯高对曰：‘请刈其莞而树之，吾谨逃其早牙，则天下可陶而为一家。’黄帝曰：‘若此言可得闻乎？’伯高对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6）
黄帝作宫室，以避寒暑，此宫室之始也。（7）
黄帝穿井。（8）
黄帝始……垂衣裳。
黄帝始制冠冕。（9）
黄帝……刳木为舟，刻木为楫，舟楫之利之济不通。
（10）
棺椁之作，自黄帝始。（11）
（黄帝）斩蚩尤，因置冢墓。（12）
除此之外，传说中的黄帝上是灶、杵臼、伞、镜子、货币、市场、几案、音律、书籍、弓箭、兵法等事物的发明者。
黄帝定百物之名。（13）
凡技术皆自轩辕始。（14）
同时，黄帝还是国家制度的奠定者。
黄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职于明堂之廷。（15）
皇帝受命，风后受图，割地布九州，置十二国。（16）
皇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17）
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为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18）
……
黄帝是以鸟为旗帜的：“皇帝始以雕、鹗、鹰、鹯为旗帜”（19），而商人的图腾，也正是鸟：“天命玄鸟，将而生商”（20）。
以上这些，不能不使笔者认为：所谓的黄帝传说，其实就是商代开国国王(一个或几个)的演义。中国的以黄帝为中心的上古史，其实就是以商人建国为中心的历史演义。——让儒生们凭空捏造神话，他们没有那种成色，没有那种想象力。因为儒教是扼杀人的想象力的，儒生们是最缺乏想象力、创造力的人。（当然，除了在酷刑方面的发明。）商人的征战史，被儒生们从正史中删除了（孔丘将《诗经》3000余篇删除殆尽，仅保留了符合他口味的305篇作为儒教经典，《诗经》是一部迄今为止，最可靠最古老的历史文献）
但是商人的丰功伟绩仍被他的“数以亿记”（古书说的，形容极多）的后裔们作为传说在民间传颂着，他们丰富的内容，被儒生借用，编造了黄帝神话和儒家道统。至于儒生们为何要翻版历史，不愿为商人讴歌，又是一个大的话题，笔者另有专述。
那么，开创中国文明史的商人，又是怎样的人呢？他们的文明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他们怎么能一下子发明那么多东西呢？
关于商人的来历，中国的历史早有定论：商人是夏朝的臣子，因为夏桀无道，商汤替天行道，取而代之，象征文明、道统的“九鼎”也由夏传给了商……。这是被司马迁载入正史的，也是被今天专制者极力维护的。
关于商人的开国史，司马迁的《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
商人的祖先契，是舜帝的大臣，被封在商地，被赐子姓。契兴起在尧舜禹时代，在百官中，功业最显著，百官都受他的影响，并和他和睦相处。成汤时，开始征伐诸侯。有位隐士叫伊尹，汤派人请了五次，伊尹才答应出山帮助商汤，于是汤任命他为宰相，管理朝政。伊尹曾离开商到夏国去，他看到夏政治丑恶，就又回到了商。当时，夏桀暴虐荒淫，而诸侯昆吾氏又作乱，汤于是起兵，统领诸侯去讨伐夏桀。汤说：不是我小子敢举兵作乱，只因夏罪恶多端，我畏惧上帝，不敢不去讨伐。希望你们帮助我，我会大大地赏赐你们，否则我就要严惩你们及你们的家属。这就是所谓的《汤誓》，这时，汤说：我很勇武。故称武王。桀战败，逃亡鸣条，夏朝军队彻底溃败。祖侯都归附商汤，汤于是即位称帝，平定了全国。
明眼人一下便可看出，这完全就是周文王访姜子牙，周武王伐殷纣的翻版。这个故事，或是司马迁听其他儒生所言，或者就是他本人为了将商纳入夏商周一脉相承的道统内而作的一次偷懒的编造。并且，这个故事与考古及学术论证在许多地方也都是不相符的，总之，它是不可信的。
那么商人究竟是什么来历呢？世界的史学界有一个较为公认的看法：商人是一小群蒙古种人，兴起于中国西北大草原，他们通过间接的途径掌握了中东人冶铸青铜器和制造战车的技能，然后利用这些技术带来的军事优势，侵入中国华北……。（《全球通史》（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原来商人是一伙侵略者，原来黄帝是鬼子。
通观中国历史，不难发现，整个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被征服的历史，中国的疆域，正是在不断的被征服中扩大的。
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一种女性文化，人首蛇身的女娲，其实是中国文化最传神的图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她就是靠自己肉体沦陷的手段来征服别人，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
中国人搞祖先崇拜，真是一种讽刺。中国人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谁吗？——炎黄子孙原来是“鬼子”的后代。

2006 10 20

（1）（《汉书·律历志》）
（2）（《路史·前记七》）
（3）（《拾遗记》）
（4）（《汉书》）
（5）（《拾遗记》）
（6）（《管子》）
（7）（《白虎通义》）
（8）（《世本》）
（9）（《风俗通义·皇霸》）
（10）（《周易·系辞》）
（11）（《路史·后记五》）
（12）（《黄帝内传》）
（13）（《轩辕本纪》）
（14）（《事物纪原》）
（15）（《路史·发挥二》）
（16）（《帝王世纪》）
（17）（《论语撰考谶》）
（18）（《史记·黄帝本纪》）
（19）（《轩辕黄帝传》）
（20）（《诗·商颂·玄鸟》）

首发《议报论坛》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不同一个奖牌

2007-09-24T16:50:00.001-07:00

引子——宙斯与神女阿尔克麦涅的儿子大力神赫拉克雷斯，因受到了宙斯妻子赫拉的妒忌，被要求完成十二件常人无法做到的大事。赫拉克雷斯在伊利斯城邦完成了最后一件常人无法完成的任务，并赶走了毁约并想杀害他的国王。为了庆祝胜利和纪念使命的完成，赫拉克雷斯在奥林匹亚举行了运动会，因而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之神。

奥林匹克之神，受人敬仰。人们敬仰他的阳刚、强壮和力量；人们敬仰他的公平、公正和公开。他四年一度降临人间，给人们带来节日欢愉，并将自己的礼物：奖牌，颁给那些最高、最快、最强的人。这些奖牌为金属制作，分别为金牌、银牌、铜牌，依次颁给各个体育项目的冠军、亚军、季军。这是奥运的传统，也是世界体育的通则。

然而，这个世界体育的统一规则，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却破天荒地被改变了：届时，这些大力神的礼物，这些颁给胜利者的奖牌，将不再是纯金、纯银、纯铜，而是背面被镶上了一块石头的奖牌！

奇怪了，难道中国人很穷？买不起这些稀有金属？不是的，中国现在已经有40多年没有大规模饿死人了，中国现在“小康”了，“盛世”了，几块金属还是能买的起的，不至于这么寒酸。那为什么要镶石头呢？不怕别人说假冒伪劣吗？尤其在这个全世界围剿“中国制造”的敏感时期？

要解决这个疑问，就不得不研究研究这镶在金属奖牌背面的石头了。

对了，问题就在石头上：你说这是假冒伪劣，我说这是中国特色；你说它是石头，我说它是宝玉。这些石头被中国人称为“玉”，并不廉价，市场价格要高于铜、银，甚至是金。

玉，是什么？“玉有两种，即角闪石和辉石类。角闪石亦称软玉，硬度为莫氏6－6.5度，比重2. 55－2.65，其主要成分是硅酸钙的纤维矿物。辉石类亦称硬玉，硬度为6.75－7度，比重3.2－3.3。以硅酸钠和硅酸铝为主，有隐约的水晶状结构，质地坚硬，密度较高，具有玻璃的光泽，清澈晶莹。”——这是法国地质矿物学家德莫尔，于1863年，根据传到欧洲的中国清代乾隆朝玉器，进行物理化学实验的结果。

老外的科研，总会让中国人感到受了歧视，感情受了伤害：他们怎么能将玉单单视为石头呢？——“玉，石之美兼五德者”(1)。嗯，在中国人看来，玉不仅仅是美丽的石头，并且还具备五种美好的品德，具有人格，是一种生命。老外真是不解风情，读不懂俺们的中国心。

的确，玉在中国人眼中不仅具有“五德”，并且还具有“九德”“十一德”。它吸呐了日月山川之精华，凝聚了人间之美质，因此“君子如玉” “君子比德于玉” “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由于玉具有了“美德”，它受到了中国人的膜拜，成为古代祭祀、伦理、政权等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礼器，并被儒家作为一个理念纳入自己的经典之中。玉对中国文化影响是深远的，体现在文化的许多方面，比如文字“宝”，就是家中有玉，比如词汇：玉容、玉面、玉女、玉膳、玉食、玉成、玉玺、亭亭玉立、珠圆玉润……。现代，中国人爱玉依旧，认为玉有灵气，可以避邪，可以养生，可以提高自身修养等等。这些，其实就是中国的玉文化，关于玉文化，中国人可以写出好多本书出来，也可谓是独一无二，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了。虽然这些词汇已经快将耳朵磨出茧子了，但是其中有一点，倒是很实在的，那就是中国的玉文化的确是独一无二的。

为什么呢？为什么中国人单单爱玉呢？单单独有玉文化？而不爱金，没有“金文化”呢？

是因为价值？——“黄金有价玉无价”，其中的“无价”，其实有两种意思，一是无法衡量，一是不值钱。的确，玉的市场价格波动很大，不同成色的玉，其价格差异也很大。而黄金，作为一种比较稳定货币，其总体价值要比玉更贵重。可见市场价格不是原因。那么，是艺术？也不是，因为黄金的可塑性，其艺术表现力更强。……。中国人爱玉的根本原因，在于，玉是自然产物，而黄金则是人工产物。(2)中国人所爱玉的“晶莹剔透”“浸润温和”等品性，恰恰就是一种自然特征，相比较，金，就太理性、呆板、缺乏层次过渡了。

那为什么中国人爱自然产物，而不爱人工产物呢？

这是因为中国文化本质是感性的、是女性的，而感性和女性其实是统一的。女人可以成为“任何家”，唯独产生不了“哲学家”，这是因为女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她是哲学研究的对象，而永远成不了哲学的主体。由于女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她对自然的亲和，就是天生的。如果说女人有哲学成就的话，那就是物我不分的“天人合一”了，而这，恰恰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

中国文化是感性的，是混沌，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3）——而这，正是光明出现前的样子。这种混沌文化，本质上是敌视任何理性的、光明的，是没有任何创造性的，这正是中国科技落后的根本原因。中国文化敌视理性，而金属冶炼，正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所以中国人就不喜欢金属，而喜欢石头；化学提成也是理性，所以中国人就不喜欢西药，而喜欢草药。

这种混沌文化虽然诞生不了理性和光明，但是作为宇宙中和理性、光明抗衡、对立的一极，它的“自我”意识却是非常强的。由于它没有理性和光明的“自立性”“突破性”，所以它的“自我”的意识表达方式，只能是“攀附”与“合”。这种强烈的攀附与融合，其实正说明了自身的一无是处；这种强烈表现自我的欲望，其实正说明了本身的自卑。

这里说的“合”，表现出来，就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中体西用”“拿来主义”“中国特色”，当然，还有2008北京奥运奖牌的“中西合璧”。这个“合”，就是“合作”的合，“交合”的合，“同流合污”的合……。

2008北京奥运奖牌的“中西合璧”的公布，其实是在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等待奥林匹克之神的，不是运动场和宝座，而是一张床，一张用于“交合”的床。

大力神知道，这张床的床垫上仍有斑斑血迹，也知道，床上的女主人已经十八年没有洗澡。但是，最终他还是没有能抵挡住政客、掮客、匹条客的撺掇和这个东方女人的风骚，低下高贵的头颅，和她订下了约会。

对此，乐观的人说：他会给中国带来活力，是做爱；悲观的人说：他会从中国带走病毒，是交媾；中庸的人说：你征服我同化，“两者各得其欲”，(4) 是同床。

不论是什么，这场本世纪最伟大的“床上戏”，即将上演，倒计时已经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看它怎样的拉开帷幕，看它怎样的高潮迭起……。

此时，中国床铺已经扑上了崭新的丝绸床单，四角垂挂了香囊，奴仆们殷勤地伺候周围。那个十八年不曾洗澡的女主人，久历风月，正值虎狼之年，却涂了腮红，作处女害羞状。她玉体横陈，扭颈支颐，媚眼乜斜，对年轻的大力神伸出食指，弯曲着，猩红的口中，吐出一句洋文：

Come on ,boy, “we are ready”。

——此时，中国床铺已经扑上了崭新的丝绸床单，四角垂挂了香囊，奴仆们殷勤地伺候周围。那个十八年不曾洗澡的女主人，久历风月，正值虎狼之年，却涂了腮红，作处女害羞状。她玉体横陈，扭颈支颐，媚眼乜斜，对年轻的大力神伸出食指，弯曲着，猩红的口中，吐出一句洋文：

——Come on ,boy, “we are ready”。

2007 8 23

(1) 许慎《说文解字》
(2) 天然黄金（金属），非常罕见，社会中的黄金（金属），都是人工冶炼出来的。天然黄金（金属）大都是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的，而冶金的实质，就是将金属离子从化合物中分离，还原成为金属单质的过程。
（3）圣经创世纪1：2
（4）《老子·六十一章》

考古学家考证“孔子标准像”

2007-09-24T16:49:00.001-07:00

公元3006年，在太平洋的东海岸一片废墟上作业的机器人，挖掘出了一个铸铜雕塑，经数字分析，这个雕塑不是建筑物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物品，属于文化范畴，于是向工程师发出信息，听候处理。工程师看到这个雕塑后，知道是个文物，于是就上缴到国家博物研究院。研究院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们对此文物的研究后，得出以下结论：

1. 根据C14分析，此雕塑铸成时间为公元2006年，此时处于中国的共党王朝胡锦涛执政时期。

2. 该雕塑为红铜合金，但是其材料的硬度和耐磨损度，不如公元前11－17世纪中国商代时的青铜合金，这说明了中国在漫长的3000年里，科学没有实质性进步，尽管他们在2006年前的一百年内曾经大量引进了西方欧洲的生产技术。这说明他们引进技术有着很强的现时性，仅仅为了吃饱饭或避免亡种，很被动，过一天是一天，用中国的成语说，就是“得过且过”。他们对于科学技术背后的科学精神漠不关心。

3.该雕像人物是被中国人当成圣人的孔丘。孔丘自从中国汉代被尊为圣人后，历代为专制者敬拜，但是直到清朝之前，并没有孔丘的雕像。这是因为中国的绘画只有表面、线条，而没有透视、解刨，所以他们的绘画只能和诗词为伍，而不像西方绘画和雕塑为伍。清代之前，中国基本上没有雕塑，寺庙中的泥塑是千人一面，没有生命力，不能算是雕塑。石头雕刻的佛像，是唯一的雕塑作品，但是它们多是出自西方工匠之手。这座孔丘雕像，比例、透视、结构都是合乎人体解刨的，说明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学习西洋绘画有了长足的进步。

4.孔丘作为中国传统专制文化的象征，曾经是中国共产党批判的对象。中国共产党正是借助批孔（反封建）才得以“开天辟地”建立一个新的王朝的。由于孔子的儒家文化是一种反对社会变革进步的，客观上他是维护统治集团既得利益的，所以，反孔打江山——尊孔坐天下一直是中国的历史循环和传统。2006年出现的孔子雕塑，证明了中共将自己打倒的偶像又重新树立起来。证明了中共建立的国家并不是自己标榜的“新中国”，而只是传统的延续。

5.根据文献记载，这座雕像，是当时专制政府制定的“孔子标准像”。
在清朝之前，中国并没有孔子的“标准画像”，而是并存着诸多的孔子像。这说明，孔子崇拜，在清朝之前的中国是绝对的强势，不存在任何争议，是唯一信仰，所以它能容得偶像本身的形象模糊、诸多画像的并存。2006年的标准像，说明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的中国，孔子的崇拜已经受到质疑，存在着竞争，不再是唯一的信仰。专制政府需要“标准像”来巩固涣散的传统信仰。

6．清朝以前的孔子画像，孔子的面貌是丑陋的，按照古代文献和“为尊者讳”的中国传统，这种画像应是接近真实面貌的。2006年的这个“标准像”和传统的画像比，孔子的面相被很大的美化了：下垂的八字眉毛高高扬起，平塌的鼻梁变得高挺，向上祈求的眼神变成了向下的俯视，两颗标志性的门牙也不见了，面部狭窄而五官比例增大更符合西方欧罗巴人种特征。身材也由中国传统的“富态”（其实是大腹便便）变成了西方的健壮。这种符合西方审美观的美化，也表现出了21世纪初的中国统治者存在着取悦西方人的倾向。这些美化，也说明了21世纪初的中国人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夜郎自大，已经感到了一些自卑，他们知道了孔子，以及他所代表的皇权奴才文化也就是专制文化，在开放的世界里，已经不再优势，并且代表着丑陋，所以需要美化来弥补自身的缺陷，来掩盖自身的缺点。

7.根据当时的文献和考证，这个“标准像”的蓝本，来自唐代吴道子的孔子画像，和唐代的画像相比，21世纪的“标准像孔子”的面目不仅被美化了，并且身体姿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代吴道子的孔子像中的孔子，屈膝、弯腰、耸肩、面带笑容，这个神态，很符合中国的一个成语：“胁肩谄笑”，也很符合《论语》中的有关孔子的记载。2006年标准像的孔子，和传统画像相比，他的腿伸直了，腰硬挺了，肩垂下来，脖子伸长了，笑容收敛了，只是作揖的姿势还保留着。传统的孔子画像，标准的柔顺谦卑，是良臣或良民或良奴的标准姿势，这种良奴姿态，正是中国传统皇帝们所需要的。2006年的标准像，姿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变得硬朗了很多，并且增添了三分霸气，这证明了当时的中国专制政府的最大压力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人民，而是外在的民主价值观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中国专制政府需要有一个强硬、不卑不亢的孔子出来，说这样的话：我是孔子，我给你们作揖了，我没有称霸世界的野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主不是唯一价值观，专制和民主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我要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反对任何形式的文化霸权。“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是中共孔子，我的来历，你们是知道的，并且我现在还有两弹一星，神五神六。我希望和平共处，但是也不惧怕战争。

8.据文献记载来看，这个强硬的孔子，还是给当时的政府带来了些小的麻烦，因为当时有很多臣民不再像中国传统的良民只会“免冠跣足，以头枪地耳”。他们似乎也从强硬的孔子那里学会了先礼后兵，软中带硬：老爷，我给你作揖了，我又来上访了，你要是不答应我，不为我伸冤，我会到天安门广场上自杀的，我知道这是违法的，但是，我死都不怕，还怕违法吗？

2006 10 5

首发《真理论坛》

“三个代表”是个病句

2007-09-24T16:40:00.001-07:00

“三个代表”其实是一个病句：“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这个动词是一般过去时呢？还是现在进行时？还是一般将来时？还是一般现在时？也就是说，中共是过去代表……还是现在代表……还是将来代表……还是永远代表……？这个动词前的状语是必须的，因为句子的宾语：“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及“最广大人民”的组成，本身就是动态的，不是静止的。中共分子难道没有学过语文吗？不是，语文课本就是他们编的，那他们为什么将如此严肃的政治纲领说的如此模糊呢？--答案是，这是共党分子们故意的。为什么呢？因为说的明确了会更麻烦：其实他们真正想说的是“始终代表……”，如果说明的话，那么就会有如下的诘问：生产力是永远在发展的，文化是永远在前进的，你能始终代表吗？那你们党还有自己的纲领吗？没有纲领还叫政党吗？只有“与时俱进”的原则，那干脆叫“变色龙党”算了，还叫什么共产党？……。

中共能够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吗？建立政权之初，中共按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所进行的公有制改造，曾经利用中央集权将分散的资源和劳动力集中起来，办了一些大事，建设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取得了瞩目的经济成就。但是，公有制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涸泽而鱼的、建立在人性无私的虚伪道德基础上的生产关系，他是不长久的，是不可持续的，是殃及后代子孙的。今天俄罗斯的经济萧条就是在为前辈们的胡闹买单，然而这种可见的买单，还是件好事，因为所欠的债终会有偿清的一天。可怕的是对债务的不认帐，赖帐虽然可以姑息一时，但是最终结果会更惨，因为世界上不仅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可以赖掉的帐，赖帐的唯一结果就是连本带利的加倍偿还，就象中国。只是时候未到。--中国人别再奚落俄罗斯因为改革而导致的经济萧条了，弱智，阿Q般的弱智。现在呢？中共想抛弃马克思公有制，又不想为过去的错误买单，不愿象苏共一样失去政权，于是，耍聪明要靠“中国特色”“三个代表”瞒天过海，蒙混过关。当代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什么呢，答案很明白，那就是私有制，以及与此相配套的法制和民主。中共于是修改了宪法，承认了私有财产，默认并向私有制方向改造。这里的“承认”只是对过去全部归公的修正而已，并不是真正的保护，因为真正的保护，不是依靠政府，而是要依靠法律，不然，公民如果得罪了政府、甚至一个官员，那怎么办？刘晓庆就是个例子；这里的对公有制的改造，也是“抓大放小”，始终保持中央集权一头作大的。中共对私有制的恢复以及对法制、民主的抵制，最终唯一的结果，就是将中国带回到了大清帝国的“封建”社会。--这是对中国无数志士百年来的革命、牺牲的背叛，这是在对毛泽东推翻的三座大山的重朔，这是封建复辟！--请问中共，复辟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吗？

中共能够代表先进文化吗？中共脱胎于新文化五四运动，在成为中共分子之前，在新文化运动之时，很多“中共分子”是具有先进性的，比如陈独秀先生，他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是北大精神的核心或叫灵魂。他们正是在打倒了传统文化而又没有建立起一个新文化的尴尬中，接受了马列主义的。马列主义以他科学的面孔、比资产阶级民主更彻底更优越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自诩、靠宣布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所体现的先进性以及十月革命的胜利，欺骗了陈独秀欺骗了中国知识精英。说欺骗，有失公允，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根源其实就在东方，就在中国；因为马克思主义貌似先进，其实他是西方先进哲学和东方落后哲学的混合物，就象许多德国哲学家们的思想一样；因为马克思主义中的专政、平均、阶级斗争潜在地满足了中国人改朝换代和大一统的需要。正因为马列主义的落后性，所以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象他自己预言的那样在物质极度富裕的帝国主义国家爆发革命，而是在落后的封建的俄国和更落后的中国爆发了革命，并取得了成功。而中共革命成功的秘诀在于成功的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在于不断修正马克思，在于使落后的马克思主义更加落后--因此，中共的革命的实质也就成了打着马克思旗号的改朝换代。信仰马列的中共，在成党之初，就不具备先进性。现在呢？现在的中共通过几十年的实践和苏共的结局，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荒谬，想抛弃他，又不想导苏共灭亡的覆辙，于是“聪明”地发明了“中国特色”和“三个代表”，希望在葫芦僧的葫芦案里蒙混过关瞒天过海，在不动声色之中用中国“封建”文化取代马克思主义。为了这个葫芦案，中共着实费了不小的力气，有话不敢说，有屁不敢放，妞妞捏捏的说要建设小康社会、要以德治国、要民族复兴，最后干脆唆使几个小丑拉上几个陪练搞出个“甲申文化宣言”，借他人之口宣布要以封建文化为靠山将专制进行到底。为何如此扭捏？因为要公然抛弃马克思主义不仅会使共产党的合法性荡然无存，并且还会有一笔历史旧帐要算，因为中共过去杀人抢劫种植鸦片全是以革命以建立共产主义为借口的。中国的封建文化，是先进文化吗？显然不是，因为她是中国落后贫穷的罪魁祸首，因为她本身就是一种要求复古、阻档社会进步、和世界前进洪流向背的反动文化。--请问中共，封建文化就是先进文化吗？

中共能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吗？建党之初，在尚未取得政权之前，中共很“大方”地以分田地为诱饵换得了农民们的支持。“大方”二字所以要打上引号，是因为土地不是他的，是地主们的；是因为他将地主们枪毙后，将地主的财产洗劫一空，但是土地却带不走，于是做个顺水人情，分给农民；是因为农民们在利益的诱惑下，容易和地主结仇，成为革命的坚强后盾；是因为中共一旦取得了政权，成了土地的主人后，就毫不犹豫地将分给农民的、原本是地主的土地收了回去，美其名曰：公有制……。这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吗？这是欺骗最广大的农民。工人呢？也是欺骗：当我们年轻健壮的时候，中共许诺我们，要给我们免费的医疗、免费的住房、免费的教育、可靠的养老保障，条件是我们要拿低廉的薪水。当我们将自己的劳动、自己的青春都按“协议”付出后，他们却变卦了，翻脸不认帐了。年龄大了，要求下岗，退休工资不讨要不抗争不示威就没有，看病还要自己掏钱，本来属于自己的房子，还要花钱购买，子女的教育花钱越来越多……，他们说，这不叫毁约，这叫改革。--当你们都是穷光蛋时，你们要求共产，而当你们将公有财产变成你们个人财产了，你们就修改宪法，要求保护私有财产。你们革的是你们穷光蛋的命，你们富裕了就不革命了，就改革--改变革命，你们的财富先进了，你们就“保持先进性”。别把老百姓当傻子，这不是借革命之名打劫，借改革之名分赃吗？蒋介石骂你们是共匪，原来一点没错。今天，广大的群众在失业，广大的群众在上访，广大的民工在讨薪，广大的贫女在卖淫，广大的官员在贪污，还做着廉正报告，一个反腐英雄正在带手铐蹲监牢……中共代表谁的利益，中共代表的是最广大共党官僚的根本利益。

一位共产党干部，多年前曾在一饭局上对朋友们讲：“新闻联播要反着听才对……”。当初听了，笑纳之后并不认真，以为偏激。然而，后来再看新闻联播，发现还真是那么回事：新闻联播上，主席接见了西藏代表，并披上了哈达，西藏代表说，西藏人民现在安居乐业，云云。一听美国之音，原来西藏爆发了动乱；新闻联播上主席接见了新疆的代表，并且还戴上了维吾儿民族的八角帽，新疆的领导人则向全国人民宣布，新疆的秩序很稳定，云云。一听美国之音，原来新疆目前东突活动频繁，恐怖事件不断；新闻联播上讲，现在的企业纷纷扭亏为赢，事实上，社会上的企业正在纷纷倒闭、重组；新闻联播上讲，下岗是好事，某某下岗当了老板，发了财，事实上，下岗工人们难以糊口……。其实，何止只是新闻联播，中国政府的政治口号不也是要反着来听吗：三个代表，其实是一个也代表不了；和谐社会，其实是阶级冲突激烈；保持先进性，其实是落后和反动……。

2005 10 12

首发于《民主中国》

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2007-09-14T03:01:00.000-07:00

“六四”屠夫邓小平针对中国领导人，曾说：“如果没有自己的东西，就不能称为一个时代”。他这里的“东西”，指的就是政治理论。按照这种说法，“新中国”的历史上，能成为时代的，毛泽东是一个，邓小平是一个，江泽民是一个，其他的总书记就只能算是他们某种理论的实践者。现在的胡锦涛呢？目前还不能称为时代，因为他的执政纲领：保先运动和建立和谐社会，都是三个代表的延续和实践。从“三个代表”的实质意义来看，中共已经完成了造反--坐天下--尊儒的中国传统历史循环，后来者，很难再有新的理论建树。如果有，那他也将会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中共的“败家子”。

“三个代表”就是公然抛弃马列主义，恢复儒家思想。由于中共是靠批儒起家的，新文化运动的反儒笔墨未干，文化大革命的批孔言犹在耳，国民反孔批儒训练有素，所以，中共今天的尊儒是偷偷摸摸进行的。说他们偷偷摸摸，是因为他们只让不懂事的孩子背诵《三字经》《论语》，是因为他们总是以文化辩论的方式试探国民对待儒家的态度，用文化讨论的方式宣传儒教思想。说他们实际上干着尊儒的勾当，是因为他们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取代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用“民族复兴”取代了实现共产主义；是因为今天的胡锦涛正在建造“和谐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本质是混沌的，她本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很难用文字来描述的。如果一定用文字来描述，“和”是其一个显著的特征。这个“和”，就是“天人合一”的合，“和平”的和，“混和”的和，“调和”的和，就是“和谐”的和。

基督教国家是“不和谐”的，他们的社会权力是二元的，俗权和神权是紧张的，它来源于人本身灵与肉的紧张。如果说人的肉体需求是火车，那么人的灵性道德就是铁轨，他们的紧张，使得基督教国家总是处于运动当中的，总是前进的。这种前进性，我们中国人看到的就是基督教国家的先进的科技和物质。基督教国家的“不和谐”表现在今天的政治上，就是党派的竞争和民众对政府自由的批评。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都是“和谐”的，因为她是“天人合一”的，皇帝集神权和俗权于一身，没有监督没有批评，“替天行道”完全靠自己的道德自觉。也没有人敢批评皇帝和执政党，有的只是忠心的进谏和友好的“民主”协商。

然而，在“和谐”的表象下，是等级森严、两极分化、灾害不止、社会动乱改朝换代频繁等严重不和谐的历史真实。儒教说“忠”，其实中国人最不忠，因为中国的历史就是由改朝换代组成的；儒教说“仁”，其实中国人最残忍，中国人发明的酷刑，比地狱还恐怖--儒教的本质就是一个说“反话”的宗教。同样，儒教说“和谐”，其实中国社会最不和谐。

中国社会的不和谐，来源于她的等级森严，来源于严重的两极分化。而等级和两极分化严重就是来源于“天人合一”，无神论中国必然是一个象非洲原始草原一样食物链等级严谨、弱肉强食的社会，“天人合一”又使得她的两极分化如同天壤。

今天，中共努力打造“和谐社会”，不单单是对“阶级斗争”、对马列的否定，也不单单是政治作秀，而是具有很现实的政治意义，她本身就是对不和谐的、社会矛盾尖锐的现实进行的调和努力。今天的“建设和谐社会”，其本质就是中国社会全面儒教化，儒家潜规则（腐败潜规则）彻底制度化：当官的要“明礼诚信”，贪污受贿要按自己的级别进行，不能越级犯上，更不能象黄金高一样反水；当警察的和小偷们的分赃要制度化，不要随机发挥、临时讹诈，免得撞车露馅；鸡头老鸨们向官爷们的进贡也要形成制度，不要让警察们捉住了妓女嫖客，你们才上银子，嫖客抓得不对了，双方都麻烦，很不和谐；医生们拿回扣，要适可而止，要根据病人的实际花销按比例进行，不要象哈尔滨医科大学二附属院那样过分，这样对谁都不好，尤其是外泄了行业行规，被海外媒体当成了把柄，暴露了中国社会的不和谐……。

2005 12 5

首发于《民主通讯》

克林顿访问西安与布什作礼拜

2007-09-14T03:00:00.001-07:00

1989年6月4日，中国共产党军队血腥镇压了要求政治改革和惩治腐败的民主运动，国际舆论哗然，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对中国专制政府的野蛮行径进行了谴责和经济制裁。随着时间的推延，民运人士的“共产党政权将崩溃于一夜之间”预言没有成真，民众的诅咒也似乎丧失了法力。事实，反倒是在印证着中共专制者的恶毒的魔咒：“杀××万人，保20年稳定”。

时间是个可怕的东西，它几乎可以改变一切。面对中国社会的一成不变、经济腾飞、人民安居乐业等“事实”，欧美民主国家对中国专制政府拉长的脸，终于出现了笑容，甚至露出了几颗牙齿。当然，这里也有中共坚持不懈的贿赂外交的功劳。贿赂，本是中国人的生活交往方式和传统的外交手段，在今天，它更是在全球发扬广大了：中国政府的高额订单以合法透明的现代商业渠道演绎着中国人古老的贿赂伎俩，那些从中共手里得到利益的商业集团开始游说国家的政治家们。欧美是民主国家，民众的要求是不能置之不理的，更何况那些有钱的民众的游说能力又是如此之强。

美国，这个世界警察，这个正义的化身，在9年后也放弃了对华经济制裁并对中国进行访问。民主国家的总统是民意的化身，他们的一举一动无不代表着国内的民意。1998年克林顿总统对中国访问的外交“交易”、外交行程、细节安排等无不体现了美国的价值理想、现实利益及民主策略等因素的混合和平衡。其中，最引人关注的，除了中共释放了在押的几名政治犯，就是克林顿的西安之旅了。

摒弃6.4前嫌的美国政府将访问中国的第一站定位西安，而不是北京；美国总统会见的第一名中国人，不是中共领导，而是一名普通的西安郊区农民。这种外交上的刻意安排，是在很明白地向全世界及中国人民宣布：民主美国访问专制中国，首先尊重的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中国的人民，访问的目的，不是向专制政府妥协，而是为了使民主早日全球化……。

7年后的今天，美国总统布什来华访问，其中也有一个非惯例的外交活动，那就是布什总统携夫人到中国的基督教堂和中国基督徒一起作礼拜。

今天，6.4后的第16年，好像全世界都已将那场发生在北京的野蛮杀戮忘记了，中共更是将做了恶事的理亏抛到了九霄云外。今天的中共政权，在对美外交上一改一味妥协讨好的政策，变为理直气壮的分庭抗礼和斗智斗勇。其表现就是在继续贿赂外交的同时，加上了威胁讹诈：“中国将会以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为代价，摧毁美国一百到二百座城市……”。当然，这种分庭抗礼还表现在神六上天，表现在唐家旋对布什的《亚洲的自由》演讲的反击，也表现在布什访华的过程当中：就在美国政府宣布布什总统将要到中国做礼拜的同时，中共依然决然地将北京家庭教会牧师蔡卓华判刑三年。中共此举，无疑是在警告中国的基督徒们，不要因为美国总统来中国做礼拜，你们就忘乎所以。同时，也是向美国总统示威：中国有自己宗教自由的标准，外人不得干预。

和７年前克林顿访华时期相比，美中关系外表上更“亲密”了，但同时，双方内心的相互敌视、攻击也在升级。就在中共外交上不断强硬的同时，美国同样也加强了进攻性：克林顿访华时尚且尊重中国的历史文化，今天的到中国教堂礼拜的布什干脆用行动将中国的历史文化给否定了。

美中关系的复杂，其实源于基督教文化和中国龙文化的复杂性。单纯就布什总统在中国作礼拜这件事来说，中国的观众们就有好多种的理解：基督教好，不然美国总统为何作礼拜？--布什在借机宣传宗教自由--谁说中国没有信仰自由，谁说中国政府不许群众做礼拜……。

中国有许多民主党派，但是，中国并不是民主社会，其原因，高中学生都知道，中国的民主党派是摆设，是傀儡，是中共统战的成果，是中共利用的工具。同样，中国有官方基督教会，并不能说明中国就有信仰自由。中共玩弄民主党派的假民主的把戏，轻易就会被揭穿，但是，关于中共扶持的官方教会，人们就不能、也不敢说三道四了。因为这里涉及到了教义分歧和官方教会众多教民的宗教感情。

笔者企盼，下次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到中国“非法”的家庭教会和地下教民们一起作礼拜。诚如是，又将是一种进步和胜利。

2005 11 27

首发于《民主论坛》

神五神六　中共祭上太空的专制利刃

2007-09-14T02:59:00.001-07:00

2001年9月11日，一伙阿拉伯人用好来坞电影导演的思维，在美国本土上演了一幕活生生的恐怖行动，这个发生在现实中的“恐怖大片”随着无线电视信号传遍了整个世界。如果说苏联于1991年的解体标志着政治体制间冷战的结束，那么，发生于21世纪第一年的“911”就代表着全球进入了古老文明冲突的时代。

“911”后，首先遭到报复的是原教旨主义政权塔里班，其次倒霉的是萨达姆政权。那个穿着中世纪服装、留着中世纪胡须、以中世纪大脑思维，惟独靠AK47来证明生活在21世纪的塔里班，他们遭到美国的报复是情理之中的，因为他们是无影无踪的拉登的后台和铁血战友。萨达姆则很倒霉，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他和拉登有任何联系。那美国为何要消灭他呢？因为他是一个最杰出的穆斯林，一个美国最危险的对手。一贯标榜法制的美国，在对待萨达姆问题上显然是一反常态：既没有找到战争的理由，也没有找到萨达姆的罪证。而这，竟然得到了世界上最文明的美国公民大多数人的支持，为什么？因为石油？不是，为了石油，美国扶持一个独裁政府要比扶持一个民主政府实惠的多，因为垄断经济的利润要比市场经济的利润大的多。那是为什么？是因为安全、价值观、宗教。

安全、价值观和宗教这三个东西可以说是统一的，因为敌视的对手如果有核武器甚至是可能拥有核武器都是对美国的巨大威胁，美国人就会睡不着觉。相互敌视的根源，就是不同的价值观，而价值观的根源，就是宗教。这一点，穆斯林们倒是很直接，口口声声说进行的是“圣战”。而美国人则是很含蓄，只谈民主不谈宗教，甚至为了避嫌，布什总统在“911”后还刻意到美国的清真寺向穆斯林们用《古兰经》上的经典来证明惩罚凶手的必要性和正义性。拉登称“圣战”是愚蠢的，是他将自己的宗教和“恐怖”联系在了一起。其愚蠢的背后，是弱小势力山穷水尽的无奈。美国人回避宗教是聪明的，因为宗教是超验的，是无法单方面证明自己正确的，宗教的好坏最终还要靠他们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结果来看，这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意义所在。美国人聪明的背后，其实是实力强大的从容。正因为此，美国的基督徒们，也是美国的公民们对布什政府在没有充足理由的情况下发动的针对萨达姆政权的所谓“反恐战争”保持了高度的默契。

世界上几个大的古老宗教所以源远流长、经久不衰，是因为他们分别扎根于人类灵魂中的几个不同的需要。这些需要，分属于两个阵营，一个是善，一个是恶。其中基督教代表了一个极端，而中国的龙文化（由儒教、道教及法家思想组成）则代表了另一个极端，其他的宗教可以视为这两者之间的过渡。因此，中美两国不管怎样的互好通商，也取代不了因为文化宗教的对立而产生的政府与民间的相互敌视。这种宗教文化的对立，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具体地表现为民主与专制两种政治体制的对立。

中国龙文化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专制文化。由于她的成熟，由于现代基督教价值观对中国龙文化的近距离冲击而产生的反弹力和凝聚力，使得民主这个基督教文明的产物在中国社会的内部诞生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但是，由于科技使得地球村变小，文明之间的外部冲突大大增加了，这一点表现在今天，就是美国政府对全世界其他文明国家（他们也大都是专制的）积极干预和武装打击上。因此中国的共产党专制政府对内部的民运人士是不放在眼里的，因为民运人士在中国没有群众基础，尽管很多中国群众都声称热爱民主。中共真正惧怕的是美国的干预和武装打击，所以中共不惜任何代价讨好美国，并作出许多让步来取得自身专制政权的稳定。近十几年来，中国的人权状况的确有了一些微小的进步，而这些“进步”其实几乎百分之百地是美国压力的结果。美国人分明知道中共为了专制而演绎的种种花招，但是，美国人并不急于揭穿中共的把戏，更不敢像解放伊拉克一样对中共动武，为什么？因为中国有核武器和远程导弹。美国是一个高度发达并且高度重视公民生命的国家，他们对可能遭到的核打击高度敏感和恐惧。为了解除后顾之忧，美国人尤其是布什政府这些年来一直积极地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其矛头直指中国、直指中共专制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说，导弹防御系统的完备之时，就是中国专制政府及其他专制政府的灭亡之日。

然而，中国龙文化可不像伊斯兰教那样刻板，中国龙文化具有“自强性、兼容性、灵变性”（《甲申文化宣言》），其中的“兼容性”的具体表现就是“中体西用”“拿来主义”，就是合资，就是盗版。中国龙文化的源头是太极混沌，实质上它是极端敌视任何发明创造的，它自身是根本诞生不了科学的。但是由于兼容性，由于拿来主义，中国社会中的技术照样可以“与时俱进”。“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最大的一项“科技盗版”就是两弹一星。正是两弹一星，有力保障了中共的专制政权。然而，导弹防御系统的问世，使得中国的两弹一星遇到了克星。就在眼看着他们为专制政权保驾护航的使命就要寿终正寝的时候，龙文化的“兼容性”“灵变性”“自强性”再度显灵，再度将基督教国家发明的科技“拿来”为自己服务，这就是神舟5号和神舟6号。

神5和神6的上天，使得美国尚未完成的导弹防御系统的存在价值一下子大打折扣，因为正在建设中的导弹防御系统针对的是洲际导弹，他们对有可能从太空中投下来的核武器没有任何作用。正是因为这个非同寻常的军事意义和政治意义，中共放弃了许多常规建设，而不惜巨资营造这两个看似形象工程的航天壮举。

有了神5神6这两把被祭上太空的专制利刃，美国将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华政策，将不得不打算和中共专制政权长期共存。

神6顺利上天了，又安全降落了，还带着两个活人。中共分子们笑了，那是发自内心的笑阿--从此后，又可以高枕无忧地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了，可以放心大胆地继续腐败了，对党中央本来还存在的观望也成了杞人忧天、庸人自扰……。

令人奇怪的是老百姓们竟然也跟着笑，--傻不傻？！

2005 10 19

首发于《民主中国》

提到抗日，中国人应该脸红

2007-09-14T02:57:00.001-07:00

两个月来，中国的电视、报纸、互联网等所有的媒体大事纪念中国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其规模之大、力度之强远非五十周年所能比拟。这不得不使人将纪念活动和目前的形势相联系。

和以往的纪念活动相比，这次抗战胜利的纪念活动不仅范围广、内容深、花样多，并且有几个政治倾向很明显：就是强调了国共联合抗日，强调了中美联合抗日，强调了民族团结是战胜外敌的法宝。其中政治意义应该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拉笼国民党,以孤立台独；献媚美国人，以孤立日本；强调民族团结以转移国内日益尖锐的矛盾；借助民间仇日情绪增强共党的凝聚力。所有这些努力，其宗旨只有一个：稳定高于一切。

过去，提到抗日，功劳全是中共的，国民党、美国人都是在趁机捣乱趁火打劫下山摘桃子。现在，论调一变，很多忠实的老党员还真有点转不过来弯。-- 为了政治目的，历史在中共的手里就象一团泥巴，想怎样捏就怎样捏，需要她是啥样她就得是啥样。这不免使人想到了一句名言：“历史就是个婊子，有本钱谁都可以上她。”

其实，提到抗战，中国人是没什么资格庆祝胜利的，因为在抗战的过程中，中国人没有丝毫的荣誉，抗战的过程就是中国人打败仗的过程，其中的一点胜利，应该算是春秋笔法，一如长板坡中打了败仗的张飞、赵子龙。中国人最终成为了胜利者，完全是因为中国人站对了队，看清了国际形势，和一次世界大战时一样。中国人胜利，凭的不是武功，而是算计。算计是没有荣誉的，是不被别人尊重的。所以，一次大战后，中国这个战胜国竟然享受了战败国的待遇，领土被分割；所以，二次大战后的分享胜利果实的雅尔塔会议竟然将中国这个“反法西斯四强”淘汰出局。这也难怪，因为中国人是一个骨子里喜爱和平厌恶武力的民族，因为中国人思维强项就是：“研几”（源自《易经》，通俗地讲，就是“研究机会”） “见几而作”，就是“随机应变信如神”，（《周易·系辞》）就是“色斯举矣，翔而后集”。（《论语·乡党》）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听到消息后的蒋介石马上于当日宣布：对日宣战－－日本人已经侵略中国十年了，中国人才向人家宣战，真是个战争史上的笑话。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了原子弹，８月８日，苏联对日本宣战，百万红军出兵中国东北，８月９日，就在日本投降前夕，毛泽东庄严宣布：“对日寇最后一战”－－中国人为何被人看不起，就是因为中国人太精了。

日本人打进家门时，国民党先是不抵抗，后是消极防御，共产党则是游而不击，趁机壮大自己的实力。彭德怀对日本人发动了百团大战，还在党内受到了批评。日本人在美苏的打击下，投降了，走了，你看国共两党的丑样吧：先是大骂对方下山摘了自己的桃子，不久就毫无保留的、亡命赌徒似的大打出手，鱼死网破，你死我活，“宜将剩勇追穷寇”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可见，说中国人厌恶武力那是片面的，那是针对外敌的，对自己同胞，中国人也是酷爱武力的。

中国真的是不可战胜的吗？那蒙古人入侵、满族人的入侵算啥？有人会说，蒙古人、满族人虽然占领了中国，但是他们仍然用的汉字，仍然尊重儒家文化，所以中国并没有亡，不是侵略者战胜了我们，而是我们同化了侵略者。--中国人历来不以被征服为耻，反以同化别人为荣。有历史学家统计，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多半以上不是汉族。可见，中国不可战胜的真正含义是中国文化不可战胜，或者说，中国只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工具和载体，这种文化（龙文化）就是靠着原民族的亡国、靠着原民族当亡国奴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因为每次亡国，中国的疆域就会扩大许多，因为儒道文化就是一种臣奴、女性文化，她就是靠牺牲自己肉体的手段来征服别人的。那么，日本人占领了中国，他们就不能象蒙古人满族人一样尊重儒家文化吗？会，并且还会使儒家文化“大东亚共荣”哩。

日本人和蒙古人、满族人有区别吗？没有，如果说有，那也是日本人比蒙古人更文明。蒙古人入侵，“城拔必屠”，史称“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关中在兵火之余，八十二县“户不满万”。许多蒙古贵族主张杀尽汉人，如别迭就提出：“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最终是更适合农耕、不适合放牧的地理环境救了汉人一命，忽必烈保留了汉人，为其耕种土地。满族人入关，由于有汉奸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期开门归降，及为内应立大功者，破格封赏”，杀戮不多。但是，因为剃头，却将江阴全城１７万汉人全部屠杀，将位于江阴东南的嘉定汉人屠杀三次。这就是历史上的“江阴之难”“嘉定三屠”。日本人和蒙古人、满族人还有个区别，那就是日本人不走运，他们侵略中国冒犯了美苏两国的利益。

在中国历史上，投降侵略者的汉人是绝大多数，甚至是全部。所以中国人作为亡国奴的后代，是没有资格骂别人汉奸的。在中国历史上被公骂为汉奸的，一是汉代投降匈奴的汉人，一是投降日本人的汪精卫。为什么单单就他们成了汉奸了呢？因为他们所投降的主子后来都战败了。如果你被别人睡了，后来成了一家人，那你就是淑女；如果你被别人睡了，又被别人抛弃了，那你就是破鞋。所谓汉奸，如是而已。

2005 9 6

首发于《民主中国》

小丑时代

2007-09-14T02:53:00.000-07:00

中国文明是华夏文明，华夏是什么呢？“华”也就是中华的华、华人的华。她的来源，很可悲，华人们竟然不知道，只有几种猜测：文化的“化”，华表的“华”，华山的“华”，姓氏华胥氏的“华”，花朵的“花”……。夏，就是传说中的夏王朝。说她是传说，是因为她只见于中国儒家的经典，而没有考古证明；是因为中国的商代是中国古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开端，在此之前，中国古社会既没有文字也没有城市、金属、衣服、车辆、水井、雨伞、棺椁等等文明的标识物；是因为所谓的夏王朝其实只是一个尚在使用石器的大（古语“夏”通“大”）的氏族部落。

既然夏部落还没有进入文明社会，为何中国人对她情有独衷，将她视为文明的开端呢？这是因为商代文明是外来文明；这是因为夏部落虽然没有文字、城市、金属等文明物，但是她却有着本土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太极、八卦。而太极、八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

中国传统文化的成长是这样的：太极--八卦--周易（六十四卦兼辞）--诸子百家（墨家除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社会主义特色学。“太极”是这个文化系统的源头，她是什么呢？她是混沌，具有非理性、合一、兼容（拿来主义）、封闭等特征，这些特征，只要看一眼太极图就会明白。

被中国传统文化控制的中国社会，今天仍然具有氏族部落的种种特征：靠血缘亲情维系，按不成文法办事，政治权力包容一切……。这个没有分权、政治包容一切的混沌社会，具有明显的合一性，其中表现之一就是“头人”（政治领袖）的人格决定了社会一切领域（军事、经济、文化、娱乐等等）人物的人格。

在“新中国”社会中，毛泽东时代，无疑是一个高人时代。公平竞争对中国人来讲是一件太奢侈的事情，它只出现在“礼崩乐坏”、军阀混战的战乱年代，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公平竞争是用无数的鲜血和杀戮换来的。几十年的乱世和血雨腥风的历练造就了一个伟人时代，政界的毛泽东、周恩来等自不用说，同时代的军界、经济界、文化界、文艺界等领域的人物也都是“红光亮，高大全”的“伟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教，它是打着尊师招牌兜售服从之道的奴才培训文化。所以，儒教使得中国社会各界的人物不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而是“黄鼠狼崽兔子--一窝不如一窝”。毛泽东伟人时代的各个领域的开国元勋们，也都成了各个领域的开山鼻祖，其著作其功绩是其徒子徒孙们所无法超越的。

邓小平时代,是一个矮人时代,其特征是“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际、不择手段与抛弃理想的矮个子的精明、市俗与其貌不扬；江泽民时代，是一个小丑时代。这个时代，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丑。在这个时代中，腐败分子是座上宾，反腐英雄是阶下囚；用金钱买来的假文凭可以当官，用苦读考来的真文凭却找不到工作；买凶杀人、绑架勒索的不是黑帮土匪，而是政府；群众的上访是非法，镇压上访却是合法；群众的和平抗议叫做暴乱，政府的暴力镇压叫做平暴；无数贫民的女儿因为贫困沦为妓女，供官老爷们淫乐，已出卖肉体的方式换回些金钱，将严重的财富两极分化做一些缓冲；民工为了讨薪，讨回自己的血汗钱，不惜自杀、杀人，如果自杀的地方不对，还是违法，还要蹲监狱；阶级冲突激烈叫和谐，落后、反动叫先进性……黑的成了白，白的反成了黑；假的成了真，真的反成了假，就这样的时代，竟然被成为盛世--这，怎一个丑字可以了得，简直就是妖魔化。“盛世”也对，因为中国现在不在饿死人了，不再人吃人了，这就是盛世！更关建的是，这种黑白颠倒的社会状态，正好符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要求！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文化？是龙文化！龙是什么？--龙就是魔鬼撒旦！

这样说，很抽象，要说具体，那就不能不点名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中，文艺娱乐界是最贴近民众、被人们所熟悉的了。在文艺界，毛时代的影视文艺作品几乎个个是精品，尤其是样板戏和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其艺术成就，是后代作品难以超越的，其中的理想主义光辉，更是后代作品所不可能具有的。其中明星们的贵族气质也是今天的明星们所完全不具备的--尽管毛时代是极力批判贵族思想的，尽管今天人物是极力模仿贵族气质的。毛时代有个代表人物，就是谢晋导演。谢晋导演以其《红色娘子军》《闪闪红星》《女蓝５号》《海港》《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作品向世人显示了他的王者风范和贵族气质。到了邓时代，谢导也想顺应时代成为“黑猫、白猫”，拍了两部涉外题材的电影《最后的贵族》《清凉寺钟声》，然而，成绩平平，既没成为黑猫也没成为白猫--很明显，谢导在“中国特色”中，在“初级阶段”中，找不着感觉了。不过，谢导不用为此而感到失落，在矮人时代的失态，恰恰是一种王者风骨的证明。邓时代的文艺界，也有一个代表人物，他就是张艺谋。张艺谋的作品也很多，今天的人们很熟悉：《红高粱》《菊豆》《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很明显，他的作品不是让中国观众们看的，是专门取悦欧美电影评委，以来沽名钓誉的。当然，这也需要才华。但是张的才华具有明显的偏面性，其表现就是他媚外有术，悦内无功：张也想取悦于国内观众，拍了《代号美洲豹》《古今大战秦俑情》等作品，但是，很糟糕，他没这个本事。他的才能只能算是一种怪才。让中国观众喝彩的作品也有，那就是《活着》，但是它不能在国内公映，这证明了张不仅具有一定的怪才，并且很能委屈自己，具有对“中国特色”“初级阶段”超强的适应。总之，张艺谋就是一个时代的产物，矮人时代的产物，他充分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不伦不类和不择手段。江泽民时代的娱乐界，一个字，就是--丑。这一点，不用证明，只要看一看至今仍在舞台上活蹦乱跳的令人作呕的群丑们，就明白了。江时代也有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冯小刚。他的作品，连张艺谋的怪才也没有了，只剩下了一个东西：俗。他将北京胡同混儿的小伎俩当幽默，将附庸模仿风雅当成智慧，而这，竟然也有人喊好--再丑的东西，时间久了，都会有人喊好，所以，事情的关键，是占着茅坑不起来。中国社会很复杂，但也很简单。“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发展，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只要看看这三个历史时期的三个代表人物的作品，不，甚至只要看看这三个代表的脸，就会明白一切：谢导方正敦厚，温文而雅，有长者学者风度；张艺谋和风度无缘，有的是小商贩的精明、实际与其貌不扬，但五官还算端正；冯小刚嘛，观众自己去看，喜欢他，就说是古怪，不喜欢，就说是丑，总之，和风度、英俊不沾边。这样讲话，很感性，不科学。但是，在混沌的非理性的氏族中国，这种感性的直觉往往比科学的、电脑的分析还准确。

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群丑乱舞的时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丑时代。舞台上的一个个小丑们，面目丑陋，但却浓墨重彩，--再浓重的油彩也掩盖不了他们的太监像奴才像二奶像妓女像。那些鼓掌的、喝彩的观众，也是小丑，是小丑群众。中国没有自由，甚至没有骂娘的自由，但是，中国起码有沉默的自由，不捧场的自由。可是就这一点点的操守，中国的民众往往就做不到。

这期间，也有英雄和贵族，但是他们要么在监狱里要么被流放在海外要么在现实中倍受冷落。比如胡石根，他是个真正的英雄、贵族，他于１９９２年因为坚持正义被捕入狱，至今仍在监狱中身受折磨。但是，他的名字却不被人们所知，这，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丑陋的证明！

当然，还有别的证明，那就是文化小丑李敖的表演。小丑也要有丑技和丑胆，毛时代严酷的文字狱使得中国的文化小丑断了档，这时，由民主气候培育出的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种种劣德的、媚骨里慕求专制鞭子的小丑--李敖，来填补这个缺席了。由于市场短缺，李敖一时间炙手可热名利双收，成了中国群丑之星。蜜蜂寻觅花朵，苍蝇追逐粪便，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也是一种必然。

２００５　１０　１

首发于《民主中国》

sars、猪疫＆混沌、无神论

2007-09-14T02:29:00.001-07:00

公元2003年初，中国广东省爆发sars,疫情蔓延中国各省、香港、台湾、越南、加拿大等地区国家，感染五千余人，死亡三百余人。公元2005年7月，中国四川省爆发猪疫（人-猪链球菌感染），目前疫情已传播四川九个地市、广东、香港等地，感染人数已超过181人，死亡人数已达39人……。广东sars和四川猪疫，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的病毒、细菌都是由动物传染给人的，并且这些动物都是人的食物。

sars和猪疫爆发在中国，并且是爆发在广东和四川，这究竟是一种偶然还是一种必然？

笔者认为，这些事件是必然的，原因是中国人是一个口无禁忌的民族，而其中，又以广东和四川为甚。

今日世界，除去中国，99％以上的人是信奉宗教的，（据西方１９９７年统计，全世界总人口５９亿，有宗教信仰的人数为４７、８亿，无宗教信仰的人数是１１、２亿。中国有１２亿多人，其中各种宗教徒有１亿多人。《学习时报》２００１、４、２３-其中可见那无宗教信仰、无神论者的１１、２亿几乎全在中国。）　而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印度教五大宗教在内的所有宗教，都是有食物禁忌的。也就是说，中国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食物禁忌的民族。

是的，中国人是一个没有饮食禁忌的民族，这一点在南中国体现的很明显，其中又以广东和四川为典型。“吃在广洲”，此话不假，仿佛世界末日来临，广东人以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疯狂阐述着他们极现世的人生态度，这种疯狂的集中表现就是，吃。广东人不仅酷爱吃，并且敢吃：老鼠、猫、猴子、穿山甲、鹿胎、蛇、果子狸、……只要能动的活物，只要是带血的东西，没有能逃出广东人的饕餮大口的。你能想到的活物，他们都吃过，你没想到的，他们还吃过。“食在中国，味在四川”，川菜在中国是唯一的硬通货，在中国的任何角落，你都能发现他们的身影。四川人不仅好吃，还很会吃，他们通过重用花椒、辣椒、胡椒、生姜、大蒜、芥末等佐料吊起了全中国人的胃口，并且越是令人恶心的东西，越是廉价的东西，他们做的越是好吃，如储存猪粪便的猪大肠，如肮脏的猪蹄猪头肉。

广东人因滥吃果子狸而得到了sars,四川人因贪吃死猪病猪而得到了猪疫，这是正常的，因为他们的贪吃，他们得到这种疾病的概率要比其他地区高得多。这简直就是一种报应。

中国人贪吃，口无禁忌，不是今天才有，而是一种传统。

１７４８　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出版了他的《环球旅行记》。书中记载了他真实的环球经历，这位漂流者很仇视中国，因为他从中国商人手里购买的舰队供给品，大多是假货。“蔬菜像烂草一样，猪羊的肚子里灌满了水，而且缺斤短两。”中国人的不讲生活质量更让他吃惊：“中国人抢着吃外国船上扔下来的臭肉，腐烂的猫与狗的尸体。”

1899年，一位在华生活了50年的美国人出版了《中国人的特性》一书，关于中国人的饮食，书中这样写道：“这些牲畜卖完命后，中国人便会按惯例吃掉它们，当然啦，不管它们是受伤还是因病而死亡。……即使可能是死于一些流行病，如奶牛的肺炎，这种吃牲畜的习惯也不会废除。实际上，人们并不以为这些奶牛的肉就卫生，……这从所规定的价格更为低廉中可以得到证明。但是，它们仍被全部卖了出去，也全部被人们买下拿回家吃掉。……明知有害还要买，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吃这种带有疾病的肉食更经济，即图个便宜而已。许多时候，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吃下病畜后，并未染上病。事实上，通常他们吃后都没事。死狗和死猫也象死马、死骡、死驴一样，被人们加以食用。我们听说几起村民们烹调那些被人故意用烈性毒剂毒死的狗肉的实例，……他们明知有害，却舍不得放弃一顿奢侈的美餐。令人奇怪的是，在纵情享用过之后，竟安然无恙。”

笔者相信，类似于sara、猪疫的疾病，中国也是早已有之，只是因为当时交通不便利、通讯不发达、人口基数大，而显的没有现在的疾病危害大、不被人知罢了。

这是为什么？为何中国人没有禁忌？如此贪吃？

中国人口无禁忌，首先是中国历代大饥荒的后遗症。

中国其实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1) “三岁而一饥，六岁而一衰，十二岁而一康（康：荒也）”(2) “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3)……英国学者李约瑟（Ｊｏｓｅｐｈ　Ｎｅｅｄｈａｍ）曾对此进行过统计：“中国每六年有一次农业失败，每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在过去的二千二百多年间，中国共计有一千六百多次大水灾，一千三百多次大旱灾，很多时候，旱灾及水灾在不同的地区同时出现。”(4) 这里指的都是灾区广阔，危害严重的大灾荒，区域性的小灾荒，尚不算在内。中国的“自然”灾难之多，堪称世界之最。欧美人称中国为“Ｌａｎｄ　ｏｆ　ｆａｍｉｎｅ”（灾荒之国）实不过分。

这里记载的还只是天灾（其实许多所谓的天灾，皆为人祸，就像今天几年一次的“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及愈刮愈猛的沙尘暴一样，并不是什么天象运行，环境气候变化的结果，而是政府失职所致。）还不包括人为的战争，中国历代的内战造成的后果比所谓的天灾危害更大,战争一过，往往是赤壁千里，白骨相望。

这些频频的天灾人祸使得中国人常常陷入空前的大饥荒之中，“人相食啖”“易子而食”“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的骇人的地狱景象从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一直延续到1960年的大跃进。既然人都被吃了，老鼠都饿的啃砖头了，所有的活物（只要能逮住的）包括死猪病猪动物内脏肯定早就不在话下了。--人的嘴也如少女的贞操，处女膜一旦破了，也就没有守节的必要了。--老鼠、猫、蛇、死猪、病猪、内脏、杂碎，饥荒时既然吃得，非饥荒时期当然也吃得。

就像将良知置入人的灵魂中一样，上帝也赐给了人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这种本能使得人对有害的气体的气味都是感到十分难闻的，对有害的食物都是感到十分恶心的。现代医学已经证明了许多让人恶心的东西是有害的，比如动物的大肠。大饥荒虽然破了中国人的食物禁忌，但是，在更多的非饥荒年代里，中国人为何还要吃那些让人恶心的病猪死猪及动物内脏呢？是因为贫穷吗？世界上贫穷的民族有很多，历史上贫穷的民族更多，人家为何就不这么贫气？--不是，贫穷仅仅是个显而易见的借口。真正让中国人口不择食的是中国人特殊的思维方式：混沌。

鲁迅先生曾讲：中国文化的根砥全在道教。一言中的。诡辩（辨证）的道教、玄虚的道教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真正塑造者。那道教的“道"究竟是什么呢？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5)

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明白的样子）我独昏昏（糊涂的样子）；熟人察察（同昭昭），我独闷闷（同昏昏）。“(6)
……
“道”就是混沌。中国人对它不应该陌生，因为它有一个感性的符号：太极图。“混沌”也许是“百姓日用而不知”（7），但是它的民间通俗版本：差不多，马马虎虎，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我想大家应该很熟悉。

“道在屎尿”，同样，“道”也在饮食。--吃过馄饨吧，吃过水饺、包子吧，是中国人就应该吃过它们，因为它们是中国的国粹。这些国粹其实正是中国人混沌思维的流露和产物。
　　　
自从有了馄饨、饺子、包子后，就便宜了哪些病猪肉、死猪肉、烂猪肉等假冒伪劣，或者说馄顿饺子包子就是为那些病肉死肉烂肉而发明的。本来难以下咽的东西，只要搅碎了，往馅儿里一掺，就“成事不说”了，“皮儿”一包，就“遂事不谏”了，一下肚，也就“即往不咎”了……。（成事不说：作过的事不要解释；遂事不谏：完成的事不要提意见；既往不咎：已经过去的事不要再追究。“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即往不咎。”《论语·八佾》--可见，儒道从来是一家。）
混沌，就是没原则，没底线，没禁忌。
混沌，使得中国人不讲质量--不讲工作质量，也不讲生活质量；
混沌，使得中国人没有生存底线--“不自由，勿宁死”对中国人是对牛弹琴；
混沌，使得中国人没有禁忌--中国人的游戏法则就是没有法则，就是不择手段置之死地而后快胜者王侯败者贼。
可诅咒的混沌！

中国人冒险吃这些病肉死肉，如果还有贫穷作借口，那么，中国人滥吃珍奇野生山珍海味吃果子狸就更不能归咎于贫穷了，因为这些东西总是很昂贵。在者，人体所需要的三大营养物质：蛋白质、脂肪、淀粉，植物中都有，完全不吃肉，人也会很健康。所以，中国人滥吃不在于贫穷，而在于中国人嘴馋贪吃。

中国人为何如此贪吃？

这就不得不谈及中国人的灵魂了。其实中国人是世界上唯一的，也是真正的无神论者，其悠久的历史最少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的周朝。周人打败商人后，用祖先崇拜取代了商人的神灵崇拜，创立了宗法制度，开创了无神论的先河。宗法制度后被孔丘演绎衍生成为儒家思想，牢牢控制了中国人的灵魂。是的，中国南方和北方是有差异的。北方是儒教祖先崇拜、无神论的忠实执行者，南方则有严重的泛神崇拜倾向。但是，南方的泛神论和北方的无神论是殊途同归的，因为南方人没有任何选择的逢神便拜，市侩般的多方讨好，其结局是哪路神仙也不会保佑他们。迷信是可以和无神论划等号的，因为迷信往往是什么都迷，什么都不信。

人，一旦没有信仰了，没有彼岸追求了，就只能追求享受现世了。--是的，中国人也信天，但最终还是“天人合一”；中国人也想当神仙，但中国的神仙只是通过修炼吃丹肉身不死，长命万岁的人，还是现世的延伸。怎样享受现世呢？孔子曰：“食、色性也”，“圣人”都这样说了，那当然就是吃和性交了。--相猪一样。这是无神论的必然结果。

民间，曾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个人死了，到阎王那里报到。阎王问，你这辈子一共吃了多少肉？玩了多少女人啊？那人回答，我一个月才吃一回肉，女人，就是一个老婆。阎王一听，生气道，你他妈真是白活了，我不要你，接着活罢。还听到一个面临牢狱之灾的房地产公司老总说：人老了，无所谓了，该吃的都吃了，该玩的都玩了，死到牢里，就死到牢里罢。--这些就是无神论中国人的价值观。

中国人贪吃，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山珍海味珍奇野生，味道并不见得好，营养并不见得全，中国人吃他们，不是吃味道吃营养，而是吃社会地位，吃人生价值。所以，越是禁止捕杀的别人吃不到的珍奇，中国人越是吃得带劲。清朝末期，中日两国都在扩充海军积极备战，日本天皇为了扩军，提倡全民节约，自己亲自带头，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而他的对手慈禧呢？虽然没钱补给北洋水师，但是每天三顿饭是不可少的，并且每顿饭都不下二百道菜。--二百道菜？真吃得了？非也，二百道菜，不是让吃的，是用来维护等级礼治，体现人生价值的。无神论的中国人，要想体现价值，只能靠吃。真可怜。日本的天皇就不用靠二百道菜来体现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因为无论天皇吃什么，日本人民都相信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是高人一等，具有神性的。

中国人在吃上的畸形攀比是可怕的，它不仅让一些野生动物绝了种，它更加塑造了中国人的残忍冷酷的心肠。中国人滥吃珍奇野生时间久了就显不过瘾，就花样翻新以虐杀残害动物为乐趣，以动物的凄厉惨叫为音乐……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如此下去，终究是要吃人的！

其实，中国人已经在吃人了：广东最近流行“女婴汤”，价格为3500元人民币。其具体做法是用六七月个大的女婴，加入加入巴戟、党参、当归、杞子、姜片，加入鸡肉排骨，炖八小时，即可食用。（食用时，猫一般大小的女婴仍在汤中）据说此汤具有补气、养血、壮阳之功效。一位食客曾向别人炫耀：以我六十二岁的年纪，每晚都可来一回（性交），还不是靠这个？。
……
靠！我真奇怪，上帝怎么不惩罚中国人？！
　
可诅咒的无神论。

最后，还是让我们聆听一下神在3250年前，对在旷野里艰难跋涉的以色列人的教训吧：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蹄分两瓣、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倒嚼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沙番，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兔子，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蹄分两瓣，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

“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凡在海里、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可以为憎。这些无翅无鳞以为可憎的，你们不可吃它的肉，死的也当以为可憎。凡水里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

“雀鸟中你们当以为可憎、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头雕、鹞鹰、小鹰与其类；乌鸦与其类；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类；鸮鸟、鸬鹚、猫头鹰、角鸱、鹈鹕、秃雕、鹳、鹭鸶与其类；戴鵀，与蝙蝠。

“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们还可以吃。其中有蝗虫、蚂蚱、蟋蟀与其类；蚱蜢与其类。这些你们都可以吃。但是有翅膀、有四足的爬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

“这些都能使你们不洁净；凡摸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凡拿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凡走兽分蹄不成两瓣，也不到嚼的，是与你们不洁净；凡摸了的就不洁净。凡四足的走兽，用掌行走的，是与你们不洁净；摸其尸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这些是与你们不洁净的。
“地上爬物，与你们不洁净的，乃是这些：鼬鼠、鼫鼠、蜥蜴与其类；壁虎、龙子、守宫、蛇医、蝘蜒。这些爬物都是与你们不洁净的。在它死了以后，凡摸了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其中死了的，掉在什么东西上，这东西就不洁净。无论是木器、衣服、皮子、口袋，不拘是作什么工用的器皿，须放在水中，必不洁净到晚上；到晚上才洁净了。若是死了掉在瓦器里的，其中不拘有什么，就不洁净，你们要把这瓦器打破了。其中一切可吃的食物，沾水的就不洁净，并且那样器皿中一切可喝的，也必不洁净。其中已死的，若有一点掉在什么物件上，那物件就不洁净，不拘是炉子、是锅台，就要打碎，都不洁净，也必与你们不洁净。但是泉源，或是聚水的池子，仍是洁净；惟挨了那死的，就不洁净。若是死的，有一点掉在要种的子粒上，籽粒仍是洁净；若水已经浇在子粒上，那死的有一点掉在上头，这籽粒就与你们不洁净。

“你们可吃的走兽，若是死了，有人摸它，必不洁净到晚上。有人吃那死了的走兽，必不洁净到晚上。有人吃那死了的走兽，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拿了死走兽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

“凡地上的爬物是可憎的都不可吃。凡用肚子行走的和四足行走的，或是有许多足的，就是一切爬在地上的，你们都不可吃，因为是可憎的。你们不可因什么爬物使自己成为可憎的，也不可因这些使自己不洁净，以致染了污秽。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作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物的条例。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

（利未记11：1－11：46）

阿门

2005 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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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货殖列传》）
(2)（《淮南子·天文训》）
(3)（《盐铁论·水旱》）
(4)（１９７４年５月２９日香港《大公报》转载他于４月２５日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讲演）
（5）《老子·二十一章》
（6）《老子·二十章》）
（7）《周易》）

首发于《民主中国》

从黄金高事件中解读中国社会潜规则

2007-09-14T02:25:00.001-07:00

黄金高，现年53岁，福建省连江县县委书记。2004年8月11日，黄在《人民网》上刊登了《防弹衣为何穿了6年》的署名文章，自诉6年来为了反腐败身穿防弹衣并陷入困境的情况。文章在中国引起轰动，黄一时间成为了一名反腐英雄。

在后来的日子里，黄先是因为“受贿”和“包养情妇”被“双规”，后来又被撤消了行政职务和人大代表资格，并被逮捕接受检查机关审查，2005年8月3日南平市人民检察院以黄受贿人民币368.53万元、美元22.8万元、寿山石30块（价值26万多元）、笔记本电脑一台（价值1.7万元）、金砖一块、白金项链二条嫌疑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期间，他的妻子和多个亲戚、其他为黄金高办事的人员也相继被捕,连江县包括百姓在内有近三百人受到牵连。与此同时，官方网站上还陆续登出黄包养4个情妇并经常嫖娼的系列文章，文章对黄的“好色”描绘的细致且生动。伴之而来的是一些“扮演反腐英雄迷惑多少人”“黄金高是投机分子”类的文章……。事件一下变得扑朔迷离、雌雄莫辨。

真相，我们现在不知道，将来也很难知道。本来，知道真相，对中国老百姓来讲，就是一件奢侈的、不本分的事情。虽然我们没有知情权，但是，我们毕竟有大脑，就免不了要猜测，要联想……。
对于黄自身的腐败问题，很多人不免会这样想：无风不起浪，莫须有，但不会这么严重。这种折中的态度，也许就是那些将黄极力败坏的人的预期。笔者同样是这样的心态：如果黄真是4个情妇、经常嫖娼、受贿400余万，那他还有穿防弹衣和上网登文章的的必要、精力、胆量和冲动？但同时，中共官场自改革开放以来已沦落为烟花青楼之所，厮混其中几十年的黄真能出淤泥而不染、陷红尘而保童贞？--不可能。

众口烁金，积毁消骨。网络给了黄金高刊登文章的自由，也给了对手们侮辱他的自由。不管群众如何猜测，反正黄是没有说话的机会了，反正他的光辉形象已大打折扣了。

尽管扑朔迷离，但是有一点是大家的共识，那就是：黄金高被捕，是福州官僚阶层的报复。
黄穿防弹衣，刊登文章，是一种自卫，招谁惹谁了，怎么会遭到政府遭到整个官僚集团的报复？因为黄的行为，自曝了家丑和行规，违犯了官场的游戏规则。这个官场的游戏规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社会的潜规则。

那么，这个潜规则是怎样形成的，它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中国社会的潜规则，也是官场的潜规则，其实是一种制度性腐败的规则，它是一种非法的、不成文的、按权力大小进行财富等级分配的规则。这种潜规则绝不只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不是什么“社会转型期”的必然，（“转型期”是一个很有欺骗性的概念，它是中国人不求甚解、健忘和别有用心的产物）它是中国悠久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那么，这个举世无双的、独一无二的中国潜规则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就不得不谈及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了。

中国官场潜规则是伴随着大一统专制的形成而产生的，它是中国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相结合的一个必然产物。

春秋战国，群雄争霸，百家争鸣。秦国凭借法家思想剪除六国，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疆域辽阔的大一统专制王朝。秦因法家而得天下，也因暴政而失天下。15年后，秦亡汉立。汉继承了秦朝的中央集权、郡县制、户口制度、连坐制度、酷刑等法家专制制度，同时也吸取了秦暴亡的教训，变焚书坑儒为独尊儒术。法、儒这两个战国时的冤家，在汉代终于因“受体”的分离（法为帝王之术，儒为臣奴之道）而相敬如宾、握手言欢了。法家通过恐怖来压制人民，儒家则以“仁政”来欺骗人民，自此，中国的专制政体成熟定性一直延续至今。汉，也因此成为了这个民族的称谓。

儒家思想是周代宗法制度的升华，宗法制度是一种按血缘的远近进行财富等级分配的制度。“周天子，家天下”，周人打败商人占领中原后，便广封亲戚，按血缘的远近分封大小不等的土地，所谓“封土建侯”。这些分封的土地实行的是一种“中央集权型”的封闭的僵化的土地制度：井田制。由于井田制的僵化、稳定，分封的诸侯、大夫、士等诸阶层便由受封土地的多少，决定了财富成等级分配的状态。这种财富等级分配是周人的理想，也是儒家的理想。”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孔丘的话，明确表达了儒教的这种财富观念。这句话容易被人们误解，因为“患不均”很容易使人将之与农民起义中常提出的“均贫富”相混淆。这二者是不同的，“均贫富”中的“均”是”平均“的意思，他是农民对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的一种反抗；而孔丘“患不均”的“均”却是”均匀“的意思，即是财富按等级进行分配。

“均贫富”的财富平均观念是基层农民的理想，也是法家思想的财富观。这两者是一致的，因为法家思想是帝王思想，而他们为了社稷的稳定总是满足基层农民的需要的。

法家主张财富平均分配，儒家主张财富等级分配；法家思想是代表皇帝利益的（常常也能代表基层人民利益），儒家思想是代表官僚利益的。汉代，法、儒合流，便形成了明为平均、暗为等级的中国社会潜规则。明处的平均，就是土地平分，低薪制；暗处的等级，就是土地兼并，和腐败。

法、儒合流，是经过“磨合”的，其中一个历史见证，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盐铁论》。《盐铁论》是记载公元前８１年（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死后第七年）西汉朝廷组织召开的盐铁会议中法家人物御史大夫桑弘羊和儒生们辩论的文集，它是一部难得的全面记载法儒思想斗争的辩论集，其中关于官僚薪水问题的辩论，我们不妨旁听一下，这样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潜规则的形成。

桑弘羊说：“当医生的医术已经很笨拙了，还要多取报酬。当官的多数不好，并侵夺百姓的利益。大官欺压小官，小官欺压百姓。因此不怕不精心选择，就怕所得到的人与我们期望的不一样；不怕他能力不够，就怕他贪得无厌。”

儒生说：“古时候制定的官爵俸禄制度，卿大夫的俸禄足够在家里供养厚待一批贤士，士的俸禄足可以使得自己及全家族的人生活优裕，在官吏家当差的百姓所得的报酬也足以代替它耕种所得的收入。今天，小吏的俸禄微薄，地方上出徭役远到京城附近，谷米又贵，收入不能满足需要。平时生活就缺吃少穿，一旦有什么事情，就要变卖家畜产业。不仅如此，还有徭吏经常派徭役，官府经常催逼赋税，地方上的小官吏只好行贿赂乞求宽免，大官则从中渔利。上一级官府向县里要，县里又向乡里要。乡里又向哪里去要呢？俗话说：贿赂的风气下传，好像江河奔腾而下，水源不枯水流不止。今天大江大河流入大海，大海都接受了，却要小溪不接受地面上那点积水；想要百官都廉洁，是不可能的。（《盐铁论·疾贪》）　

儒生的话，就是今天的“腐败有理”论。

法家的平均是对腐败、对两级分化的矫枉过正，而儒家的腐败、两极分化又是对平均的矫枉过正。平均和腐败成了一对让人同情的怨怨相报的冤家对头，成了一个让人烦恼的解不开的历史之结。

皇帝不搞平均、低薪行吗？不行，因为第一，“均贫富”是对造反、革命群众的许诺；第二是专制的需要，因为专制管的很宽，需要的官吏太多，高薪，朝廷供应不起；第三，是道德虚伪的需要，干部高薪了，还怎么搞“仁政”，怎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四，低薪还有一个好处：逼你贪，你一贪，你的小辫子就被皇帝攥在手里了，任何时候，只要皇帝愿意，随时都可以摘掉你的乌纱帽，甚至项上人头；第五，高薪，也不能保证你不贪，低薪的实惠起码是现成的。所以，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随着专制政体的日益成熟，官吏们的薪水是越来越低。

官吏们不贪行吗？不行，因为官吏们社会交往多，开销大，过低的薪水会使他们比百姓更贫穷。没了体面，还怎么当领导，谁还愿意当领导？贪的少点儿，满足等级分配的需要，别导致社会两级分化行吗？不行，因为贪污毕竟是潜规则，它是不被监督和控制的。再由于中国社会混沌未开，政治包涵一切，缺乏分权监督和制约，因而一旦开了头，就难收住脚。

中国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王朝时间久了就会腐败、财富就会严重两级分化，等这种分化到了一定的界限，农民们就造反了，就会推翻这个腐朽的王朝，建立新的王朝。新的王朝建立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过去兼并集中在土豪手中的土地，分了，均给广大的农民，将旧官僚废了，新官僚施行低薪制。这个新王朝时间久了，同样会腐败、两级分化严重，土地、财富逐渐被兼并在个别人手中，基层人民民不聊生，这样，他们又会起义造反……如此这般，循环往复，构成了中国的历史。

中国皇帝们的反腐败是动真格的，因为国家的财产就是他们的家产，家产被官吏这帮奴才们黑了去，内心是痛恨的，不是感激的；再者，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官吏们的腐败会使朝廷失去人心，财富的两极分化会导致社会动乱，事关江山社稷，干系重大。有了真心反腐败的皇帝，也就会产生真正的和皇帝一心的清官，尽管人数很少。清官们反腐败是真诚的，因为他们有皇帝这个反腐铁杆作靠山，并且皇帝本身作为天子还给清官们提供了一种终极价值观。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反腐败方面，远不如古代，因为现在没有皇帝，也没有清官。今天的最高领导，更具官僚特色，因为他的权力不能世袭传承给自己的后代，所以江山社稷也不是自己的事，要贪，大家一起贪。他们所作反腐努力，只是为了自己在任期间的天下太平；只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初次登台亮个像：哥来了，弟兄们给点面子，别出格……。至于自己死了或离任之后的事，那就“管他洪水滔天”。清官更不会有，如果有，比如黄金高，那也是非常令人怀疑的。因为现代的中国社会，没有了反腐败的终极权力和价值观，就没有了廉洁存在的理由和根据，你廉洁--为啥？你守节--为谁？当然，这也是今天黄金高的悲剧所在，如果在清朝，事情发展到了这种份上，民怨如此沸腾，皇帝早就龙颜大怒，对福建领导班子大开杀戒了,哪里还会有这帮杂碎报复的机会。

皇帝们反腐败虽是真心的，但是，他们也是讲分寸的，因为面对制度化的腐败，面对官僚们的集体腐败，皇帝的耳目再多，也不是整体官僚的对手。再说，皇帝也不可能将官僚全部杀光；况且，这个制度的制定者，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所以皇帝们的反腐败其实是在搞平衡--皇权、官僚、百姓间的平衡。这，就注定了中国的反腐败，都是表面的，都是在演戏，都不解决根本问题。今天的社会，更是如此，甚至连演戏都不如，因为现代的反腐败几乎全是官僚间的政治斗争，因为现代没有了对社稷终极负责的皇帝。

在中国，腐败是悠久传统，廉政是一时冲动，反腐败则是一出常演常新、百看不厌、永远没有结果的戏。

腐败，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潜规则，就是中国人的游戏规则。

2005 8

首发于《民主中国》

协商不是民主--三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

2007-09-14T02:22:00.001-07:00

在地球的西边，民众为了国家的公共事务总是时常分成两派或若干派吵架、辩论、投票，很热闹。在东边，有一个中国，很平静，没有吵架、辩论、投票，几个权贵坐在一起，谦让谈笑间国家大事已定也。民众的要求，权贵们也给予了照顾：邀请几个“杰出”的民众坐一坐，“有话好好说”，凡事好商量，同样，还是谦让谈笑间国家大事已定。——西边的行为叫民主，东边的叫做政治协商。

中国的权贵，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很为自己发明的政治协商制度得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治优势在于：既能实现广泛的民主参与，集中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的智慧，促进执政党和各级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又能实现集中统一，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利益要求；既能避免一党执政缺乏监督的弊端，又可避免多党纷争、互相倾轧造成的政治混乱和社会不安定团结。”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中共在说谎,但是这个谎言又是如此漂亮。它究竟是假在什么地方呢？协商和民主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呢？

民主社会中的不同党派，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就像在同一运动场上竞技的运动员，他们的竞争是在比赛规则和裁判的客观公正的基础上进行的，胜败的结果最终取决于自己的技术，而非其他。中国专制社会中的多个党派，是不平等的，因为有一个党，即是队员又是裁判还是比赛规则的制定者。协商，正是在这种不平等的产物：对手有意见可以提，但是最终裁决权，还在共产党手里。

那么，中共能否既当好队员又当好裁判呢？不可能，因为队员是规则内的，裁判是规则外的；因为队员是利益的，裁判是超利益的。如果可能，必须有一个前提：中共党员都是无私的。——对了，中共“组队”的名义，就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政治协商正是人性本善的产物。人是有原罪的，不是本善的，建立在虚假人性观上的政治协商最终只能是虚伪,而非其他。让步，是有的，甚至能让到“民主”的程度，但是，这是虚假的，是暂时的，因为中共当权者的协商让步只是在局面不利的情况下做的权益之计，而绝非真心“自宫”。一旦危局度过，所作的让步就会反弹，让步愈多反弹愈大。中共建立国家政权之后的第一次重大让步，就是所谓的“白花齐放，百家争鸣”，“给党提意见”，但是，其结局，其反弹，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反右”运动。这次“协商”的结局如此戏剧，以至于后来它干脆被称为了“阳谋”。

那么，中国能不能出现个超利益的“裁判”呢？不能，因为中国人是无神论者，任何超利益的东西，在中国人眼里，都是虚幻的，不实际的。中国人也有个超利益的概念：“天”，但是，“天”也仅仅是个概念而已，没有人真正信它。这也不能全怪中国人，因为魔鬼使用了一个伎俩“天人合一”，使得中国人良心中尚存的一丝“天”意，荡然无存了：中国的皇帝，自古就是“队员”和“裁判”兼职的，因为他们被中国文化封为了“天子”——一个不认字的大老粗掌握了最大的兵权，就出来一群儒生添屁股，封人家是“天“的儿子，他的儿子，他的孙子、重孙、玄孙也都是“天”的儿子，真是乱伦。自从皇帝们当了“天子”后，中国人没人再信“天”了，因为“天子”们一个个都是衣冠禽兽。臣奴们对他惟命是从，仅仅因为他握着刀把子，他一旦丢掉了刀把子，他也就身死人手为天下笑了。信奉神道的日本从古到今只有一个皇室；信仰基督的欧洲，至今还有十个皇室。中国的皇室呢？在那里？儒教以忠孝育人，其实是在骗人，信仰儒教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具反叛性、最不忠的民族。

西方，人们信仰上帝，皈返上帝唯一的儿子基督。神权是超利益的，是欧洲社会规则的裁判。有他存在，欧洲诸国能够和平共处，良性竞争，既没有列国混战，也没有大一统；有他存在，使得一个国家内的政党能够公平竞争，军队不服从一个政党，只服从政府，其实是服从道德，服从神。这个神权，不是虚幻的，是实实在在的，他能罢黜一个掌握军队的国王的权力，也能让掌握军队将领交出军权……。

少数统治多数，是大自然的法则，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法则，更是无神论中国人的法则。在他们眼中，大多数统治少数的民主，是荒诞的。是的，如果人仅仅是一种高级动物，民主，就是不存在的。但是，人和动物有着本质的差别，因为人信仰宗教。支撑民主这种最“虚弱”政体的，正是人的道德力量。从这种意义上讲，民主就是神主。

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是无神论者所能发明的最好的专制制度。中国文化是“天人合一”的，她使得中国社会的权力一元化，使得中国的皇帝既是国王又是教皇，使得世俗权力无可争议、缺乏监督。中国文化是“敬鬼神而远之”的，是“以人为本”的，她使得中国社会的终极权力必须集中在一个党、一个人身上，使得中国社会以官为本位。政治协商是中国传统专制社会中采风、乡绅传统的制度化，它不全是作秀，它有着很实际的用途：他可以及时让专制者了解被统治者的心声以便及时采取对策；他可以使专制者对民众中的优秀者进行感情贿赂、收买，使得民众成为缺乏带头人的乌合之众——政治协商的目的，就是维护专制。政治协商和科举（应试教育）一样，是中国文化的发明，更是中国专制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2005 11 14

首发于《民主中国》

狡猾和聪明的区别——二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

2007-09-14T02:20:00.000-07:00

中共自建立政权60余年来，为了一党私利不断堕落反动，不仅背离了民族、国家利益，并且逐步走向了人类良知和正义的对立面。中共在本世纪初所表现出的誓与民主、正义、良知对抗到底的胆气和狡黠，是用逻辑难以给予终极解释的，这种怪诞的政治现象已经上升到了非到宗教层次不能解决的地步。

今天的中共政权，其邪恶的表现是方方面面的，其中之一就是颠倒黑白。不久前反腐英雄黄金高被腐败分子们以腐败罪名逮捕的事件就是暴露出的冰山一角，今天公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则又是中共颠倒黑白的一个杰作。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黑白颠倒的能力是如此之强，已经达到了一种“戏剧效果”：如果你将《白皮书》中的“民主”二字换成“专制”二字；将“作主”二字换成“作奴”二字，刚好能准确地表现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比如：“--回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国人民为争取专制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斗争和艰难探索，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真正获得了当家作奴的权利。中国人民十分珍惜并坚决维护这来之不易的专制成果。--由于国情的不同，各国人民争取和发展专制的道路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了新专制主义革命，在新中国成立后又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实行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专制。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这条专制政治发展道路，中国人民不仅实现了当家作奴的愿望，而且正在逐步实现把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专制强国的共同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制正在不断健全、完善和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专制制度不断健全，专制形式日益丰富，人民充分行使自己当家作奴的权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制政治建设正在与时俱进，不断呈现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中共于今天发表这样一个白皮书，有何用途？很明显，它是欺骗不了世界的。难道仅仅是在证明自己胡说八道、颠倒黑白的能力吗？不，它是用来欺骗中国的干部和群众的。中国人很愚蠢吗？他们能被《白皮书》所骗吗？--能，因为《白皮书》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并闪烁着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光芒。

《白皮书》中处处闪烁着辨证法思想的“光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民主专政”“民主集中”“领导人民当家作主”“领导人民管理国家事务” “领导人民实行基层民主”“领导人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领导人民真正作为国家的主人” 云云。那么辨证法又是个什么东西呢？

“辩证法”一词源于希腊文dialego，其意思是谈话。公元前6世纪，希腊思想家芝诺作了“飞失不动”的论证，被亚里士多德称为“辩证法的创立者”。赫拉克利特发展了芝诺的思想，提出了“一切皆流，无物常住”“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的变化思想，从而成为朴素辨证法的奠基人。辩证法后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家的阐述，构成了“古代朴素辩证法”。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发展了辩证法，他的体系被（马克思）称为“唯心主义辩证法”。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与唯物论相结合，创立了所谓的“唯物辩证法”。被中国人当成真理、当成教材学习的，就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

由于祖先崇拜在作祟，中国人患有“天下老子第一癖”：足球是中国人发明的；火箭是中国人发明的；民主最早诞生在中国……。虽然令人作呕，但是，它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因为在“无神论”和“辩证法”方面，中国人的确是天下第一的。

辩证法的实质就是研究事物的矛盾性、相对性、变化性的，它的所有特性，都被中国的两个文字给概括全了，这两个字就是--阴阳。“阴阳”是真正的辩证法，并且它的“资格”远非“辩证法”能比：在公元前11世纪的商末，中国的阴阳就已经成为系统理论了（《易经》），作为一种符号或意识的存在，有文物作证的，就可以推溯到公元前40世纪（瑞典远东博物馆藏有六千年前的双耳采陶壶，上面画有‘双龙古太极图”），足足比希腊的“辩证法”早了三千多年。所以有学者说，“辩证法”属于“出口转内销”。土特产所以能“转内销”，是因为经过了高级的、精密的机器的加工；“阴阳”所以能“转内销”，是因为“阴阳”经过了逻辑理性的加工上升成为了“辩证法”。外来的“辩证法”存在着太多的逻辑加工痕迹，而“阴阳”这个没有经过加工的土产，正好保存了“辨证”的原滋原味，正所谓：“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1）通过它，我们更能看透辩证法的实质。

《易经》是一部预测吉凶的巫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总纲，是“龙文化宣言”。它是有64个卦象和卦词组成，但它的组成元件只有两个即阴“－－”和阳“--”。由阴阳组成的缺乏逻辑理性、完全由感性直觉铺衍而成《易经》的巨著中，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质变量变、否定之否定，统统囊括其内。《易经》不论是整体，还是一个单独的卦象，都在反复说明着一个道理，那就是“变”，而《易经》的易，就是变化的意思。“变”其实也正是辩证法的精髓。

由于年代久远和过度感性，《易经》不容易与现代语言沟通。她的“先否后喜”（2）（2）、“无平不陂，无往不复”(3)等“否极泰来”的福祸反复互变观，经过她徒子徒孙们的话，就浅白易懂了。

祸兮，福之说依；福兮，祸之所伏。(4)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 (5)

委屈就能保全，弯曲反而能伸直；低洼反而能积满，破旧反而能成新，少取反
而能夺得，贪多反而会迷惑。（6）

赞成与反对，相差能有多远？善与恶，相差又有多远？（7）

为天下公认的美，已经不是美而是恶了；为天下公认的善，以经不是善了。（8）

到了道教的第二号人物庄周，就说得更白了：

“生的同时就是死，死的同时就生；正确的同时就错，错的同时就是正确；……此就是彼，彼就是此，果真有彼此的区别吗？果真没有彼此的区别吗？消除彼此的相互对立差异，就是道的关键。得到了道的关键，就像抓住了环的中间，就可以应付无穷的变化。”（9）

“没有什么东西不对，没有什么东西不可。所以，细小的草茎和巨大的顶梁柱，丑陋的女人和美貌的西施，……万物的分离．就意味着生成；万物的生成，就意味着毁灭。其实无所谓生成与毁灭，一切事物终归都是一样的。”（10）

遵循着庄周的思路走下去，于是有人就得出了经典的诡辩怪论：“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卵有毛”“鸡三足”“犬可以为羊”“白马非马”“飞矢不动”……。

辩证法其实就是诡辩，如果说他们有区别，那就是辩证法没有诡辩的那种标签似的谬论：飞矢不动，白马非马，山与泽平。相比较，诡辩倒是一种“诚实的谎言”，而辩证则是一种真正的、诡诈的谎言。对此，辩证法有自己的辩解：辩证法的内容是客观的，而诡辩的内容是主观的。--内容的客观性是靠一个科学家、政治家说了算？还是几个科学家、政治家说了算？多少科学家、政治家才能代表“客观”？人对事物的认识总是由片面逐渐走向全面、由主观逐渐走向客观的，纯粹的全面、客观，人能得到吗？这种辩解，最终使得辩证法与唯物论走在了一起，而唯物辩证法的错误，就是把人当成了神。

辨证和逻辑是两种对立的思维方式，辨证中的概念互变，辨证的灵魂--变化，正是逻辑原则所反对的。比如逻辑的不矛盾律：在同一个思维过程中，思想不能互相冲突，不能前边肯定了一个判断，后边又肯定另一个与之相矛盾或相反的判断。其公式是：A不是非A。就是说，生不是死，民主不是专制。再比如逻辑的排中律：在同一个思维过程中，在两个矛盾判断之间必须作出明确选择，断定一个为真，不能含糊取中间。其公式是：或是A，或是非A。也就是说，人不是生，就是死；政体不是民主就是专制，没有不（既）生不（既）死的人，也没有既（不）是民主又既（不）是专制的政体。

逻辑是一种直线式思维、纵向思维、科学思维，他致力于探究物体规律的客观性、绝对性、稳定性，辨证是一种曲线式思维、横向思维、反科学思维，她致力于探究物体规律的主观性、相对性、变化性；逻辑是前进的，辨证是循环的；逻辑是理性的，辨证是混沌的；逻辑是聪明，辨证是狡猾；逻辑的功夫是科研，辨证的功夫是“研几”……。

“研几”，就是研究“几”。“所谓几，就是变化之细微，吉凶之端兆。”(11) “动而未形，在有无之间者曰几。”(12) “几者，象见而未形也。”(13)所谓“研几”，就是根据事物之变化细微征兆来预测事物变化的方向，就是从“死”中研究出“生”，从“黑”中研究出“白”，从“恶”中研究出“善”，从“专制”中研究出“民主”……。研几，知几，通几，是研究《周易》的最高境界：“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 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己乎？”“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14)

研究规律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是聪明和狡猾的本质区别。就像分不清“彼此”“善恶”“黑白”一样，中国人也分不清聪明和狡猾，中国人总是自诩为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其实它的真正意思是：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狡猾的民族。因为中国人在客观规律的绝对性（科学）方面毫无建树，但是在客观规律的相对性（反科学、诡辩）方面，却是世界第一。

逻辑还是道德，他的非善即恶的直线思维，使得人们在心灵中建立了道德操守，他使得人们不仅聪明，并且诚实，就像憨直的欧洲人；辨证是非道德，她的善即是恶的曲线思维，使得人们的心灵中无法建立道德底线，她使得人们愚蠢，并且狡猾，就象“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的中国人。

逻辑还是宗教，是一种世界观，基督教的世界观就是一条直线:从罪恶到天国；辨证也是宗教、世界观，龙文化的世界观是一个封闭的圆圈,木火土金水相生相克首尾相连、天人合一。（德国人将两者结合，造出个螺旋前进的世界观，可是它的信徒们没能在“左倾”“右倾”斗争的螺旋中走上几个回合，就晕头转向，玩完了。）

……

有关逻辑和辨证的书本，可以装载一火车，但是它们不及主基督的一句话：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圣经》太 5：37）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是谁说的？

2005 11 6

首发于《民主中国》

（1）《老子》
（2）《易·否》
(3)《易·泰〉》
(4)《老子·五十八章》
（5）《老子·二章》
（6）白话《老子·二十二章》
（7）白话《老子·二十章》
(8)白话《老子·二章》
（9）《庄子·齐物论》
（10）《庄子·齐物论》
(11)《周易·系辞》
(12)周敦颐《通书》
(13)张载《张载集·正象·神化》
(14)《周易·系辞》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错在哪里？--一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

2007-09-14T02:17:00.001-07:00

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究竟不是一个东西，比如，民主实践是渐进的，而民主理论则不是。因为，当代的民主理论存在着一个既是开创者又是终结者的著作，他就是《论法的精神》。

《论法的精神》是孟德斯鸠（公元1689-1775年，18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于1748年发表的一部学术巨著。由于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派”，孟德斯鸠的名字及他的作品被排除在中国的教科书之外，排除在中国公众的视野之外，不被广大的中国民众所知道。偶尔被谈及，也是“地理环境论”，是作为反面教材的。《论法的精神》是一部内容丰富的著作，其中对当时社会，也是对当今社会影响最大的，是他对民主的论述。

不同于古典的亚里士多德建立在数量原则（全体、少数、一人）基础上的对民主、贵族、专制的政体三分法，孟德斯鸠提出了建立在质量基础上的三分法：“政体有三种，即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至少一部分人民控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人执政，不过道照固定的和确立了的法律，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人按照自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所以这样三分，是因为他认为，重要的不是看权力掌握在一入之手(君主制）、少数人之手(贵族政治)还是全体人之手(民主)，而是看权力是如何由政府实施的；可能有一人的专制主义，也可能有全体人的专制主义。

孟德斯鸠说，没有分权的政府就是专制政府，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这三个国家权力应该独立。 “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与立法权合而为一，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构成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 “同一个机构，既是法律的执行者，又拥有立法的一切权力。它可以用其一般的意愿来破坏国家，又可以用它的特殊意愿去摧残每个公民。” 如果立法权与行政权合而为一，政府机关就会制定“专制的法律，以专横的方式付诸实施”，无论该政府是君主制的还是共和制的。

“在民主政治之中人民在某些方面似乎是君主 …… 只有通过选举方能成为君王，这亦是人民的意志所在。君王的意志体现于君王本身。因此，为建立投票权而制定的法律是民主政治下的基本法。”“拥有最高王权的人民应该自己去做他们能够做好的所有事情，而那些自己无法出色完成的事情就应该让其代理者去完成。”“ 如果有人对于人民这种鉴别功绩的天然能力心存疑虑的话，只要去探询一番雅典人和罗马人的一系列接连不断的令人叹为观止的选择，就足以使人信服，我们绝不能将这些选择归结为偶然。”“正如绝大多数公民虽然拥有相当足够的选举权利一样，他们却没有相应的被选举权。如出一辙，人民具有相当的能力听取他人交代事务管理的情况，他们自己却并不适合处理有关事务。”

孟德斯鸠对古代的希腊和罗马等共和国的灭亡总结道：“一个共和国，如果疆域独小的话，会毁于外力，如果版图广大的话，则会亡于内部的邪恶”，因此他为将来的民主设想：“要是人类没有创造出一种政制，既具有共和政体的内在优点，又具有君主政体的对外力量的话，那么人类早已被迫永远生活在单人统治的政体之下了。我说的这种政制就是联邦共和国。这种政府形式是一种协约，依据这种协约，几个小邦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大家一致同意建立的更大的国家。所以联邦共和国是几个社会联合创造的一个新社会”。
……
《论法的精神》出版后，欧洲人谈论民主时，就越来越少地提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更多地是引述孟德斯鸠的概念，《论法的精神》中的民主定义也成为了《大百科全书》的标准定义。今天的读者们也不难发现，《论法的精神》出版后的２８年也就是1776年，成立的美利坚共和国就是孟德斯鸠有关民主的联邦共和国理想的实现。

反对的声音是有的，不过它不是来自专制阵营，而是来自民主阵营。1754年，在《论法的精神》出版后的第六年，让·维克·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发表了《论不平等的起源》，在书中他称赞了当时的日内瓦共和国的民主，同时他对日内瓦社会内存在的财富不平等提出了质疑、批评，并为这种不平等找到了原因：私有制。同时他认为私有制的诞生是人类文明的开端。当卢梭在遇到“那么必须否定文明，回归到自然状态中去吗？”的诘问时，他于1762年发表了《社会契约论》作出了回答，并给人们描述了一个能够消除私有制而又不回归到原始状态、未来社会的蓝图：“每个结合者都必须把自己以及自已的全部权利都转让给整个集体”“转让是毫无保留的，结合也就会是尽善尽美的，于是每个结合者也就丝毫无所要求了”……。针对孟德斯鸠的代议制民主，卢梭强调，代议制民主只是一种不彻底的，代表大多数私人利益的，反映“众意”的民主。卢梭认为只有他描述的这种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民主，才是真正的、彻底的、严肃的、代表“所有人”即“人民”意志的民主，这种民主不仅能够实现真正的平等，并且能够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反映“公意”的民主。“为了很好地表达公意，最重要的是国家内不能有派系的存在”,要实现这种真正的民主，不能让议会来代替人民的意志，而应通过“人民大会”的人民直接表决来表达自己的意志……。

卢梭，他的名字是中国人不陌生的，他的“民主”，以及“公有制”“社会”“人民”“人民大会”等词汇，更是中国人所熟悉的。很明显，卢梭的“民主”概念及内容，是针对孟德斯鸠的民主概念和内容的。这两种不同的“民主”，自1762年之后便成了政治辩论的中心，日后有关民主的争论不是上溯到孟德斯鸠的著作，便是上溯到卢棱的著作。这场“民主”争论通过罗伯斯比尔、马克思、十月革命一直传播到了20世纪的中国，当然，在中国这场争论不是用嘴，而是通过国共两党的枪杆子来进行的。并且他们这时又有了新的名称：“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后来“人民大会”也有了个新的名字，叫：“人民代表大会”。

今天，如果来批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显然是“马后炮”、是“事后诸葛亮”，但是，当你看到有一个臭名昭著的政府仍在用着已经被实践揭穿的谎言进行欺骗时，事后诸葛仍有当的必要。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有一位明星囚犯，也是囚犯明星，叫迟志强。他是位电影明星，也是犯流氓罪被判刑入狱的高干子弟。出狱后他写作了系列监狱之歌，其中有一首唱道：“钱啊，你这把杀人不见血的刀，钞票，钞票，多少人为你妻离子散，多少人为你蹲监牢……”。将自己犯罪的原因归咎于钞票，显然是错误的，人们并不当真，因为歌曲属于文学范畴，将人们内心的邪恶和贪欲归咎于外在的钞票，全当是一种概念的物化，全当是文学手法赋比兴。但是，当一位或几个博学并且能说会道的学者将人们内心的邪恶贪欲归咎于私有制时，人们就当真了。私有制是私欲的产物，而不是私欲的原因，就像钞票是人类欲望的产物，而非是欲望的原因一样。卢梭及马克思主义者将他们本末颠倒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无视人的“原罪”（基督教基本教义，认为人生而有罪），认为人性本善。

--人性本善、人是无私的，正是公有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哲学前提。但是，这种前提是错误的，人是有原罪的（“原罪”不同于“人性恶论”，人性恶是没有悔罪概念的，是不以恶为羞耻的，它导致的是种族灭绝的法西斯和滥施酷刑的中国法家。“原罪”是一种视恶为羞耻的“概念”，其中的逻辑是，人性本恶，但是应该求善，方能得救。它最终导致的是三权分立和舆论监督。），这种原罪所派生出的私欲是根深蒂固的，这种恒久的存在最终使得以人性善为前提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终沦为了一个极端虚伪的社会制度。

人是有原罪的，人是有限的，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人们建立的政府能够准确地反映“众意”、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就够了。绝对的平等，只有在天国中才有，在人间，它是一个永远的目标。如果无视原罪，试图在人间建立天堂，实现共产主义，其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将人间变成地狱。

人性本善所创建的“人民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俗世中是如此的虚伪和恐怖，以至于一位英国作家感叹到：施暴肉体的暴君叫帝王，蹂躏灵魂的暴君叫教皇，既施暴肉体又蹂躏灵魂的暴君叫--人民。” （奥斯卡·王尔德《社会主义中人的灵魂》）

2005 11 4

首发于《民主中国》

中共党员是否具有先进性

2007-09-14T01:50:00.000-07:00

中共的“保持先进性教育”运动，刚刚结束。群众们对这场新时期的政治运动莫名其妙，只有用“保持先进--性教育”来挖苦统治者一贯的政治虚伪高调。那些运动中的中共党员们，也是一头雾水，从他们对繁重的形式包袱的抱怨中，可以看出“性教育”的失败：大多数的中共党员们显然不明白保先运动对共党王朝的江山社稷的重大意义，不理解龙头老大的良苦用心。

“保先教育”显然是“三个代表”的深入和实践，他的具体内容，笔者并不想知道，但是周围中共党员那么多，不免还是听到了几句：向领导提意见，成为工作岗位的先进和带头人，“灯塔”。“向领导提意见”，说明了中共想迎合民意做自我调整（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共治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灯塔”则有借运动树立个人威信的嫌疑；“成为岗位的先进和带头人”可以说是先进性教育中最为实在的一句话：党员们在单位中不是先进，中共还怎样保持先进性。

的确，无论在什么群体中，无论在什么民族中，统治者总是由智力、品德优秀的人组成的，不管他们信仰什么。似乎中共对这一点也是心有灵犀：只要我们的党员在民族中始终是优秀者，就是不信马克思、共产主义，共产党仍会始终居于统治地位。

这就是保先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党员和群众的相对素质问题. 那么，中共党员们，是否具有比群众更优秀的素质呢？是否具有先进性呢？这里，有个时间问题。中共的早期党员,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追随者,他们都是些有思想有抱负忧国忧民的青年,他们不仅比普通群众的素质高许多,就是比已经成气候的国民党员们的素质也高出一节,因为国民党员们追求的只是打倒清王朝建立民主政府的制度层面,而后来居上的中共党员们则是看到了单纯制度改造的弊端和肤浅,进而追求更深层面的文化改造.也就是说，中共一出山，在人员素质上就比国民党高出一个档次，而这一点，也是中共最终胜利的关键因素。延安时期，经过战火洗礼的中共党员们，不仅素质高，并且战斗力也很强。这期间，国统区、日占区先后有３万多名知识青年，抛弃安逸生活来到贫瘠的黄土高坡，加入共产党，他们，无疑都是优秀的，不仅比群众优秀，也比国民党员优秀，他们正是不满国民党的腐败才抛弃正规国军而投奔八路的。江青也是其中之一，她为了理想依然决然的抛弃上海滩明星的灯红酒绿而来到革命圣地延安钻窑洞啃窝头。想当年明眸皓齿、身材修长，剪短发扎皮带着粗布军装站在延河边的江青是怎样的英姿飒爽？毛泽东肯定知道。今天的腐败时代流行着一首“腐败”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其中的“东边我的美人阿，西边黄河流”歌唱的就是毛泽东和江青吗？今天的党员们只是继承了老革命家的风流，而丢掉了他们的理想和奋斗精神--总之，刘少奇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说，延安聚集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精英，决不是自吹自擂。建国后，由于中共的“丰功伟绩”，人民群众将之视为了红太阳、大救星，纷纷以加入中共、成为一名中共党员为光荣。中共此时如日中天，高不可攀。在中共的“五湖四海”的法家（中共自称是社会主义原则）均等原则下的择优录取，使得中共党员保持了较高的素质，保持了旺盛的战斗力。毛泽东死后，改革开放中，法家思想沉沦，儒家思想抬头，使得中共党员们的录取和干部任命的世袭倾走向公开化。在市场经济和西方民主观念的冲击下，许多优秀的青年或投身于经济活动中或致力于民主观念的传播，这使得中共党员的相对素质开始下降。６、４民主运动遭到血腥镇压后，许多知识青年对中共有了新的认识，开始对中共敌视、厌恶、疏远，这使得从１９８９年直到今天，中共党员的相对素质急剧下降，党员的素质在群众中已不再优秀具有先进性。不仅不具有先进性，中共的腐败使得党员们成为了腐败、堕落、落后的一个群体。

中共的“三个代表” “保持先进性教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６、４后，中共也清楚地看到党源的素质在下降，为此也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其中，除了硬性提拔年轻干部之外，更多的是积极主动的拉素质高的年轻人入党。当然，这种拉，不是妓女拉客赤裸裸的拉，而是一种“犹抱琵把半遮面”江湖骗子式的拉，骗子拉人的关键是不能让对象知道底牌，中共拉人的关键是不能让对象知道党组织的虚弱。书记们有任务必须拉人，但还不能失去主子的尊严，于是便用种种的“关怀”手段，引诱青年写入党申请，一遍不行就二遍三遍--N遍，直到你写申请为止。许多青年由于执拗不过或不敢撕破脸皮得罪领导，便无奈地抄一份申请缴给党组织……，６、４后的大多数党员其实都是这样发展来的。尽管如此，党员的相对素质仍然不高，因为更多优秀的青年都投身入商业之中，商界是党组织的势力空白区，这里的青年们根本受不到书记们的骚扰和利诱。

今天的中共很爱向外界炫耀自己党员的数量和写入党申请的人数，这不仅是不知羞耻的，更是虚弱的。因为只有弱小、低等的东西才靠数量来生存，比如食草动物，比如在大陆失败前拉整班整连入党的国民党。

中国青年入党的年龄一般都在２０岁以上，而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距今已有１６年。也就是说，今天４０岁（是个模糊的界限）以下的中共党员们的素质和非党员们相比，没有优秀性和先进性。影响中共寿命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单从自身素质来说，再过二十年，等今天４０岁以下的中共党员们真正掌握国家命脉时，中共将难以驾驭局势。显然，今天中共很重视这个问题，“保先运动”搞得也很及时，但是，良医治病不治命，中共气数将尽的命运是谁也挽回不了的。６、４民主运动虽然被中共血腥镇压下去了，但是，中共也因此遭受了严重的“内伤”，折了不少“阳寿”。

２００５　１０　26。

首发于《民主中国》

中国的人权是世界上最好的？！

2007-09-14T01:38:00.000-07:00

中国的人权是世界上最好的？！

　　　　　　　　　　　　　　
美国总统布什访华前期，在日本于11月16日发表了题为“亚洲的自由”的演讲，其中，布什总统强调了美国的理念：民主、自由，并称赞了台湾的民主成就。

中国官员马上有了反应。但是，和以往的惯例不同，这次中国“歪叫部”的老爷们不再是防御性的模糊搪塞，而是用了非外交的明确的言辞反击：唐家旋对香港记者说,“究竟台湾民主自由，还是大陆民主自由，让历史来下结论。”“可以谈！甚么不可以谈？……应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的人权是最好的！美国的人权不怎么样！”。

中国的人权是最好的？!美国的人权不怎么样？!--天知道中国官老爷们所说的“人权”是个什么东西。按非精神病的、正常的“人权”来理解，中国的人权是无论在哪方面都是不能和美国相提并论的，比法制？比民主？比自由？比福利？还是比“生命的价格”？美国的人权，咱没有享受过，但是中国的践踏人权，几乎每一个中国百姓都有亲身体会和切肤彻骨之痛的：

中国在押的政治犯们有什么罪？他们不仅没有罪，他们的行为正是在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公民应有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力。捍卫宪法有什么罪？今天中国在押的政治犯当以百人为单位来计算！--这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权？

中国在押的法轮功练习者有什么罪？他们练气功健身，招谁惹谁了？不就是因为人家没有被中共统战招降吗？公民自由结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力，何罪之有？不就是因为人家在敏感的六四十周年前夕在中南海示威了吗？“示威”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力，何罪之有？你暴跳如雷干什么？被点着小穴，心虚了？自焚又怎样?那是公民为了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力进行的最勇敢的抗争，何罪之有？今天中国在押的法轮功练习者当以千人为单位来计算！--这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权？

中国在押的很多工人、农民有什么罪？他们不满贪官污吏侵吞自己的利益、国家的财产而奋起抗争，这是中国反腐败的最重要的力量，何罪之有？“扰乱社会治安”？“妨碍公务”“暴力抗法”？究竟谁在护法，谁在违法？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政治犯们还有同盟者在海外呼救，法轮功练习者还有战友在海外声援，中国在押的工人、农民们却是默默无闻的、存在于国际社会视野之外一个人权遭严重践踏的广大群体，他们的人数当以万人、十万人为单位来计算！--这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权？

中国曾被关押过的、选择了妥协而没有进监狱的、被侵害而自身不知的等人权被践踏者当以千万人、亿人为单位来计算！--这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权？

中国的官老爷们是在撒谎吗？是无耻、脸皮厚吗？不是，因为唐大人讲话时，是瞪着眼睛，而不是眨着眼睛的；是因为唐大人的声音是发自丹田的，而非发自嗓子的；因为唐大人是理直气壮的；因为唐大人的讲话属于个人的即兴发挥，而非官定的谎言。脸皮厚是讲一个良心尚存，但违背良心讲话而脸不红，或者脸红不易被觉察者？唐大人是吗？显然不是。唐大人的话不是谎话，而是他的真心话。那么唐大人的“心”又是什么呢？

俺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想明白了，那就是唐大人压根就没把政治犯、法轮功练习者、工人、农民及整个老百姓当人看！他讲的人、人权，仅仅指的是统治阶级！

中国统治阶级的“人权”的确是世界最好的：中国的官老爷们逢年过节收的贿礼及平日收的各种贿金及以各种名目侵吞贪污的财富，何止是普通民众收入的百倍千倍，美国的公仆们怎么比得了？中国的官老爷们出则警车开道、道路戒严，入则奴仆妻妾成群，其威风凛凛威严赫赫美国的官员怎能比得了？中国的官老爷们个个包养情人二奶泡妓院，不仅不受监督，并且成为群众羡慕的对象。克林顿和实习生有那么一腿，结果被国民唾骂被议会弹劾，还成了色情文章的主角，做奸细节被公布于全世界；布什吃饼干被卡晕，全世界都知道。美国的官员们，哪有什么面子？哪有什么隐私权？你见过中国哪位领导的奸情被曝光？你见过我们中国的干部谁生过病？--美国干部的“人权”，就是不如中国。

无神论的中国人不相信有天堂和地狱，其唯一结果，就是将“天堂”“地狱”搬到了人间：中国的统治阶级就是高高在天上的“神仙”，不仅大公无私，不近女色，并且还从不生病，一个个不苟言笑，笑不露齿，正襟危坐，正经八百，周吴郑王。他们的“大观圆”就是人间天堂。中国的官僚阶层和老百姓的距离，如同天壤--今天，张市长调走了，明天来了个李市长，张市长为什么调走？李市长为什么能胜任？李市长又是干什么的？老百姓不知道，也不应该知道。那完全是“天庭”里的人事，是玉皇大帝的差遣。如果哪个老百姓谁能知道玉皇大帝差派遣他的理由，无疑他就是个“手眼通天”的人。中国的监狱就是“地狱”，里面有着比地狱还恐怖的酷刑：幽闭（是用木桩子朝女人阴道里敲打，破坏其子宫，然后再“抽去其筋”将子宫内的筋剥掉），棍刑（用棍子从人口中插进去，穿破胃肠，直到犯人死去。）锯割，（用锯锯断人的脖颈）灌铅（锡），（将熔化的铅或锡灌入人的胃肠之中，将人烫死）镬烹，（将人放进镬中蒸或煮，至死）抽肠，（用挠钩从人的肛门插入腹内，将肠子拉出体外，致人死亡）剥皮，（在人活着的时候，由背部脊椎下刀，把背部皮肤分成两半，慢慢用到分开皮肤与肌肉，像蝴蝶展翅一样将全身的皮剥下来）刷洗，（将人裸体放在铁床上，用滚开的水往他身上浇几遍，然后用铁刷子一下一下刷去他身上的皮肉，直到露出白骨。）凌迟，（俗称“杀千刀”。用刀子将人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割取，直到犯人死亡。）点天灯（将人的头盖骨揭去一块，将燃烧的灯芯插入人的脑浆中，使人疼痛致死）……。

位于“天堂”和“地狱”间的人间呢？没有人，有的只是给官老爷们带来财富的奴才，他们本质上和庄稼、牲口没有区别。所以，人口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是被统治者们当成财富看待的（这也是中国人口众多的原因之一）。今天同样如此，没听中国的官员们总是拿中国庞大的市场、众多的廉价劳力为“行贿外交”的诱饵吗和谈判的砝码吗？正因为中国统治者从来不把老百姓当人看，只当财产看，所以你一旦出国成了华侨，你对统治者就没有了一点价值，你就是个叛国者，你在外国受种种虐待，就是活该。“你不爱国，国不爱你”就是印尼华侨在被蹂躏时李鹏总理的心声。

动物是完全被动的，它们完全是被一种生命的规律支配的。它们从睁开眼睛开始，就是找食物。吃饱了，长成熟了，就发情，就性交，就下崽，就哺育后代。这个生命规律的本质是性规律，动物的捕食、择偶、搏斗，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性交，就是繁衍。动物的肉体是暂时的，唯有生殖细胞是永恒的，或者说动物的肉体只是其生殖细胞的载体和工具。动物的本质和植物是没有区别的，可以说，活蹦乱跳的动物只是长了腿的包着“果核”的“果肉”。

大体上，人和动物、植物是一样的，满大街忙忙碌碌的红男绿女们其实就是长了两条腿的包着“果核”的“果肉”。但是有一点人和动物是不同的，那就是人在为性而忙碌时，有时会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忙碌究竟为的是啥？人活着究竟有何意义？--这，就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动物完全是被动的，而人除了被动之外，还有“主动性”。正是这个“主动性”使得人能跳出肉体看自己，能使人反思，能使人认识事物的规律并掌握规律。人类最初的主动性表现在人认识并掌握了火的规律，能“钻木取火”。结果，举着火把的直立人成了整个自然界的主宰。

这里说的“被动”和“主动”，在哲学上有两个严谨的词汇，它们就是“必然”和“自由”。主动性是人和动物根本的区别，也就是说，自由是人的本质。“不自由毋宁死”，其实是人类宣言。

中国老百姓们（不是公民），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行为自由，只有吃饭、性交的自由（连下崽的自由都没有），这样，和动物又有什么区别？！--没有人权，就不是人！

中国的官老爷们是人吗？不是！他们没有人类应有的起码的道德禁忌。那他们是“神仙”吗？呸！恶心！他们一个个男盗女娼、卑鄙下流、奢侈糜烂、道德沦丧。那他们是什么？--起初，俺也想不通，今天听了唐大人的讲话，突然明白了：他们就是妖精！

听了唐大人的讲话，俺还明白了洪秀全为何要成立拜上帝教，为何要“斩清妖”；明白了孙中山先生为何自称“洪秀全第二”；明白了孙中山先生为何先受洗成为基督徒而后才成为革命先驱；明白了孙先生为何临终前留下的遗嘱中除了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之外，还有“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年，尔等也当如是奋斗，更当信上帝”。（张亦镜编《孙中山自历明证》）

2005 11 21

首发于《民主通讯》

朱成虎将军拿老百姓的性命当赌注，我们该咋办？

2007-09-14T01:27:00.000-07:00

俺是一个农村民办教师，就是一识字农民，听了猪什么虎--对了--猪成虎--将军的讲话，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的讲话，村里的人都不知道，我上大学的儿子告诉了我，我又告诉了他们。他们说：“猪将军有种，我们早就该这么干。”“美国人怕死，这一招肯定管用”……。

猪将军就是有种，这种玩命的话，他敢告诉记者，让地球人都知道，有点毛主席的精神。“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谁怕谁？”“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我们村里的牛二就是出了名的不要命，后来卖假酒发了，养了四个老婆，生了六个孩子，现在，这不，当上村长了--听说人家所以争村长是看上了村里的土地将来要开发，有大油水--这个世界就是有种人的世界。

有种的不单单是猪将军，前些年，（好像是1995年）有个熊将军就扬言：如果美国插手台湾问题，我们将用核武器打美国的洛杉矶。仔细想想，有种的不是他们俩，而是我们的领导人。在中国，干部哪有随便讲话的，随便讲话，连个乡长都当不上，别说当将军了。听儿子讲，中国的一个将军说了，人家美国的将军，根本不怕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说：“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可以忽略不计，我们美国人怕的是中国军队里毛泽东式的东西”。--这话，我能听到，领导人当然更能听到。“毛泽东式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我看，就是不要命的泼皮精神，就是牛二精神。毛主席当年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就曾经对外国人讲：“中国人民不怕核战争,就算死掉3亿咱还有3亿……中国的母亲们很快能再生出3亿来”。毛主席的气魄，毛主席的精气神，那是用无数中国士兵们的鲜血洗练出来的，现在的领导人是学不来的，充其量是装装样子吓吓人罢了；毛主席所以豪迈，还因为有马列主义撑腰，有了马列主义，毛主席认为自己事业、战争是正义的，牺牲是光荣的。现在的领导人呢？自己就不信了马列，哪里还有正义感？所以毛主席的豪迈，现在的领导人也是学不来的，充其量是一种自保的计谋罢了。计谋归计谋，但是他们使用的招式，档次真低，属于下流。

其中，让俺这个老百姓伤心的是：他们当官的根本不把老百姓当人看！--这一点，“新旧”中国的领导人倒是一脉向承、无师自通的。曾经看过一本书，上面说，１９５９年，中共和苏共翻脸后，针对苏联，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谈到了战争。毛展开地图说：“你看这个世界，大国强国不少哇”。周说：“各自都有自己的绝招”，毛说：“你说说看，我们的绝招是什麽？”“人民战争，谁来都得陷进去，是个泥坑。”周恩来回答说。（王兆军《谁杀了林彪》）--人民战争是个泥坑，那人民不就成了泥巴了？中国的老百姓真是下贱，平日里作牛作马供奉官老爷们淫乐，打起仗来，我们又成了炮灰、泥巴，用身躯去阻挡敌人的炮火，用“血肉去构筑新的长城”！

愤懑之余，扪心自问：中国人没有人权，而没有人权的人，还能是人吗？不让说话，不让示威，不让结社……只让吃饭，只让性交，--人如果只能吃饭和性交，那和猪还有什么区别？！中国的老百姓，可不就是猪吗？--让你生，你就生，让你生几个，你就得生几个；让你叫唤，你就叫唤，让你叫唤几声，你就得叫唤几声……春节到了，政府心血来潮，不让老百姓放炮了，老百姓们果真就不敢放炮了；过了一年，政府算了算帐，发现少了鞭炮的税收，很可惜，于是又允许百姓放炮了，百姓们于是便欢天喜地地重新放炮了--中国的老百姓啊，没有一点自尊，没有一点囊气，更多的时候，我们根本不需要造反革命轰轰烈烈，只需要不合作，只需要沉默，甚至只需要一些矜持，官老爷们就得把我们当人看！可惜，这一点我们老百姓们偏偏做不到！就拿生孩子来讲，谁能自觉少生优生？有了机会，有了钱，谁不要个五男二女七狼八虎？也正是老百姓们不自觉，政府才不把我们当人看，才对我们计划生育！--一群没有道德自觉的民众，一群没有道德操守的民众，必须由一个专制的政府来管制，否则国将不国。难怪有个外国学者曾经断言：“有怎样的人民，就有怎样的政府；愚昧的人民，只配一个专制的政府”。

单纯指责老百姓，是片面的，也是官老爷们最爱听的，没听他们在面对国外民主的诘问时的一贯逻辑和标准的答案吗：“中国人素质低，没有直选基础”云云。中国老百姓的愚昧，中国的专制政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们在几十年如一日的进行着愚民教育，并且对不愚昧的和政府不合作的民众进行毫不留情的打击。这里，愚民教育最为可怕，它让中国的民众从内心里对专制体制产生依赖，并且使自身的素质低下，丧失公民的基本资格，为专制者们顽固坚守专制体制提供口实。

专制体制和民众素质低下是相互因果、相互循环的，其中关于究竟哪一个是第一性的、是起主导作用的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它和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是一样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并不重要，因为决定他们性状的是一个隐藏的第三者：遗传基因；同样，专制和民众素质低下这对因果也是由他们的遗传基因控制的--他们的遗传基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面对猪将军藐视民众生命的豪言壮语，面对专制政府的暴力和谎言，我们纵然有反抗之心，也无反抗之力。痛苦之余，只能企盼陈胜吴广李自成脱胎转世，为民报仇雪恨均贫富。就是出来个李自成洪秀全，恐怕他们也会感慨英雄无用武之地：今日社会，揭竿不能为旗，斩木不能为兵，时不我予也！的确，今天的专制，要比明王朝、清王朝更厉害，因为今天的政府有坦克、飞机、核武器、互联网……。坦克、飞机、核武器、互联网，这些东西可都是人家民主国家的玩意，但是他们一到中国，就“桔生淮北则为枳”统统成了专制政府的爪牙了！--中国传统专制文化真厉害，因为她是“与时俱进”的，是“拿来主义”的，是会不断吸收先进技术为己所用的。中国想从内部产生出民主的势力来，恐怕是没希望了！

科技的进步，对中国百姓也有好处。这好处就是它将地球变小了，将社会透明化了。因此，中国专制政府也不能象明王朝清王朝那样关起门来对老百姓们剥皮抽筋敲骨吸髓了，因为他们践踏人权的作为会受到民主国家制裁和谴责的，这是中国专制政府所害怕的，因为专制中国的武力更本不是人家的对手。求己不成只能求人了。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只能祈祷了：祈祷战争早日爆发，祈祷美国早日将中国人从专制的牢狱中解放出来，就象解放伊拉克一样。

我们老百姓不怕战争、不怕死，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草民一个烂命一条；和美国打仗，我们也不用担心生命安全，因为美国的武器是长了眼睛的，只打坏蛋，不打百姓；再说，我们虽然在中国官老爷的眼里不是人，但在美国大兵的眼里，我们起码是个人，是拥有做人权力的--人。

2005 7 30

首发于《民主中国》

中国民主--“路漫漫其修远兮”

2007-09-14T01:22:00.000-07:00

有幸下载了一个浏览器，得以突破中国国家防火墙，窥见海外的民运风潮。在此之前，有关民运、民阵的消息，只是一些传闻，信息非常少，简直是零。有关法论功的消息倒是不少，几乎是海外反对派信息的全部，这些信息是由中共官方的报道和法论功信徒们散发的传单和张贴的标语中得到的。近一段时间，有关法论功的信息少了，于是听到一个消息：“李洪志被中共暗杀了……怪不得最近听不到他的动静。”

现在，通过浏览器一看，根本不是这回儿事，李洪志先生活的好好的，法论功依然风风火火：全球审判将着民、九评共产党、纪念6、4、万人退党、……几个网站也是有声有色；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也是沸沸扬扬，各种网站、各种评论、各种主张……都在为民主奔波着、呼喊着。

然而，虽然他们所做所说刀刀不离“中国”“中共”“民主”“专制”等要害，但是最终让我这个关心民运的大陆人士却有个明显的感觉：他们的作为似乎和中国没多大关系。做一下理性分析，产生这样的感觉是由于中共封锁极严，大陆人看不到民运人士的作为，同时，海外的民运人士也看不到中共的作为。

海外，民运人士们在为民主奋斗着，海内的大陆，中共又干了些什么呢？ 6。4后，江泽民上台，通过经济“软着陆”将半截子社会主义半截子治本主义的经济不动生色地转化成中国传统专制经济，邓死后，江再接再厉，施行“政治软着陆”--推行“三个代表”，抛弃马列主义，鼓吹以儒家思想为首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动声色地将共产党由一个信奉马列的革命政党改造成为了一个信奉中国传统专制文化的执政党，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摆脱了欧洲共产党因共产试验失败而死亡的命运，长久统治中国成为可能。然而，中共毕竟是靠批儒起家的（早期中共脱胎于新文化运动），后来在文革中又将孔老二批的一钱不值，所以，今天的尊孔崇儒是不能明讲的，只能通过“以德治国””民族复兴”“公民道德实施纲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口号来代替，只有对不懂事的孩子，才赤裸裸地让他们背诵《三字经》《论语》，用心良苦地从娃娃抓起，以为百年之计。与此同时，还网罗了一批学者搞了个“夏商州断代工程”，宣扬民族文化，捍卫儒家历史观；后来干脆又唆使几个小丑拉几个“陪练”借学术研究之名搞了个《甲申文化宣言》，冠冕堂皇地向世人宣言要弘扬中华文化……。

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句话尤其适合中国。类似的一幕发生在公元1914年，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当上了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上台伊始，便忙不迭地拜孔崇儒：宣布“整饬纲纪”，在新式学校中恢复“祀孔”、“读经”，颁布《祭孔告令》；唆使康有为伙同一些遗老遗少挂出“孔教会”的招牌，叫嚷“发扬国粹，维护国俗，定孔教为国教”；为儒教扬幡招魂。袁世凯在干什么？--是为登基、建立“封建”专制（“封建社会”是中共学者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古代社会做的定性，这其实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作准备。袁世凯登基当皇帝搞专制为什么要尊孔？因为以儒教为首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彻头彻尾的有血有肉的专制文化！

不过，今天的中共，显然要比袁世凯的水平高出很多，更不会加冕登基当皇帝，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与时俱进”！今天，中共这么做，其用意可以说是“袁世凯之心，路人尽知”。难怪央视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将袁世凯描绘成安邦定国的栋梁、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将孙中山先生丑画为破坏安定团结乱臣贼子、毁坏改革开放的国家罪人。

什么“甲申文化宣言”，应当叫做“甲申专制宣言”才对！这个宣言充分表明了中共要以中国传统专制文化为靠山，将专制进行到底、并想创造出“人间奇迹”的决心。专制的两大法宝，一是恐怖，一是欺骗。长期专制尤其需要欺骗。中共的骗术并不高明，但是中国“圣人”们的骗术、龙的骗术就高深多了。

网络的防火墙，很厉害，但他是有形的，还能通过科技手段来突破；文化的“防火墙”，是无形的，存在于几乎每个中国人（包括海外的）的心中，她靠什么来突破呢？！

中共不仅在宣扬传统文化，它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化身、载体，它今天的作为，不仅说明了中共当局是励精图治的、深谋远虑的，同时也证明了中国传统专制文化是愈来愈加成熟的。

中国民主？--“路漫漫其修远兮”。（屈原语）

2005 7 1

首发于《民主通讯》

目录

第一章历史与今天

一　　　欧洲人来到了中国

二　　　鸦片战争
三　　　洋务运动
四　　　甲午战争
五　　　百日维新
六　　　中国社会和日本社会的区别
七　　　辛亥革命
八　　　中国传统文化
九　　　新文化运动
十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
十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十二　　文化大革命
十三　　毛后中国
十四　　共产党与儒家文化

第二章儒教的恶果

一　儒家思想是宗教
二　　善与恶
三　　儒教是法制的天敌
四　　儒教是民主的天敌
五　　儒教是腐败的根源
六　　儒教是虚假的根源
七　　儒教是中国科技落后的根源
八　　儒教是中国经济落后的根源
九　　儒教是亡国之术
十　　儒教是道德杀手
十一　小结

第三章儒教的根源

一宗法制度
二祖先崇拜
三《周易》
四龙
五神话

第四章上帝与魔鬼

内容简介

2007-09-12T01:51:00.001-07:00

内容简介

本书旨在探究中国社会专制制度牢不可破，以及种种丑恶现象的根源。结论是，中国专制制度及丑恶现象的根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本质是龙文化，而龙的本质就是魔鬼撒旦。

龙就是血缘，就是生殖。

本书写于2001——2003年，约40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