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历史与今天
一 欧洲人来到中国
一
形式上,清王朝是中国数千年封建专制王朝的最后一个王朝.在此之前,历史只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循环往复的改朝换代而已,在这个舞台上更换的只是演员，戏的内容并无变化。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就因为中国在过去的岁月中没有精神进步，而称中国没有历史。
乍一听，这个论断很刻薄，但对中国历史了解多了，就不得不佩服德国人的深刻---中国社会不论是外在结构还是内在的精神都以其惊人的惰性从古代一直延续下来，直到今天。有人说历史是今天的一面镜子，这句话用在中国社会是最恰当的。不仅如此，中国历史与今天的惊人的一致性，使得中国的今天也能成为历史的一面镜子，人们可以在今天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众生相中，验证历史的真实，窥探历史的后幕，丰富历史中被忽视的细节。
1840年前的清王朝，同中国历代王朝一样，自为中央，鄙四周为夷蛮戎狄，过着孤芳自赏、一步三拍、优哉游哉、自给自足的生活。自己家中万物具备，四周皆是贫盗之国，因此，王朝要紧之务就是把院墙修好了，别让他人把自己的宝贝偷了去。
院墙修好了，统治者剩下的唯一心事便是江山社稷的稳固与皇运长久了。于是便尊孔崇儒， 以使江山永固，社稷传之万世而不竭。满人似乎做得很成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历史中多多，
可是能象满族这样了解汉人心态的统治者却没有，实行汉化改革的鲜卑人北魏孝文帝不能和满清皇帝相提并
论，将汉人视为劣等民族的蒙古可汗也与满清皇帝大相径庭。满清皇帝显得格外成熟，将孔圣人的牌位高高举起，顶礼膜拜，俨然是孔夫子的正宗传人，道统的合法继承者。政治上，又允许汉人从政，实行以汉治汉的政策。因此，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汉人不再将剃光头、留小辫的满人当成夷狄之人，也忘记了削发之痛、亡国之恨，心安理得地做起了大清国的子民，甚至还为自己恰遇明主，适逢盛世，而感恩戴德，庆幸不已。
是的，满族统治者很成功，清朝社会很稳定，很平静，尽管不时有布衣黔首的“暴乱”，尽管有士人批评清王朝是一个朝廷无才相，学府无才史，兵营无才将，田野无才农，市场无才工、才 商，甚至连才偷才盗都没有的浑浑噩噩的社会，但这一切根本动摇不了大清王朝的根基，整个王朝并没有什麽薄祚短寿的徽象，似乎的确可以万岁万岁万万岁……
然而，满清不走运的是，与以前诸王朝不同，骚扰帝国安宁的不再是北方大陆的游牧民族，而是飘洋而来的欧洲人。正是这些欧洲人，使得满清的万世帝国梦破碎了！
二
早在公元１５１４年，时值中国明朝中期，明武宗正德年间，欧洲南部伊比利亚半岛上一个小国家----葡萄牙的武装商人就来到中国，这些葡萄牙人和中国历代的“夷狄”不一样，他们是一些商人，似乎文明一些，在能够做生意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愿动枪的。中国拥有很大的市场，但却不愿与任何人通商，这使葡葡萄牙人很头疼。中华帝国很庞大，来硬的动用武力是行不通的。在中国边境，葡萄牙人经过４０年的尝试，逐渐了解了中国人，终于，在１５５７年，他们以中国人的方式贿赂了广东按察使，将澳门长期租了下来，终于打开了中国市场的门户。
其他欧洲国家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也蜂拥而来，但是明朝的海禁政策，以及葡萄牙对中国市场的垄断，使这些国家都没能如愿。
公元１６４４年，满人入关，明亡。新兴的王朝都是强悍的，也是自信的。满清皇帝康熙，于１６８５年取消海禁，向所有国家开放贸易，但地点仅限于广州和澳门。
在这些进行向外扩张贸易的欧洲国家中，葡萄牙、西班牙这两个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国家，走在欧洲国家的最前列。紧跟其后的是荷兰、英国、法国。
其中英国后来居上，他先是于１５８８年摧毁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掌握了海上霸权，后于１６４０年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又于１８世纪６０年代最先开始了工业革命，成了世界头号工业强国。招招领先的英国国力大增，逐渐成了无可争议的世界头号强国，其在海外的殖民活动、贸易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面对中国庞大的市场，仅仅一个开放的广州已经满足不了英国人的胃口了。为了要求更多的通商口岸并想在北京设立大使馆，英国政府于１７９３年派出以马戈尔尼为首的使团出使中国。
当时乾隆皇帝接见了他们。但是这次访问对双方都是不愉快的。英国方面是失败的，他们的请求一概被拒绝，并被提前赶出了北京城，４００人的使团近一半的人因疾病丧了命。他们很恼怒，无法理解中国人病态的自大：中华之外，夷狄禽兽能有什麽东西？中国需要什麽？什麽也不需要：“天朝扶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曹德威远披，万国亲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与英夷在广州进行的一点贸易，还是大清皇帝开恩：”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⑴ 其实，如果不是被禁止通商的英国人经常持火器在沿海滋事，有碍社会稳定，恐怕连这一点“体恤”也不会给他们。
中国方面也是很不愉快的，以前的藩属前来觐见，都要敬奉贡品，而英国人送的却是”礼品”。一字之差，还不太要紧，“礼”后被中国官员改成了“供”，英国人也并不太在意。可是，关于觐见的礼仪，双方却爆发了”礼仪之争”。在中国皇帝、官员眼里，英国人不过是朝贡藩属，觐见天朝皇帝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而英国人却认为，民族国家一律平等，跪拜有辱国家，绝不能接受。英国是基督教国家，人民只跪拜上帝，而不跪人，对无限忠诚的英王陛下也是只行单腿下跪。所以他们坚持只能以同样的礼节拜见中国皇帝。尽管乾隆皇帝最终“开恩”免了”三跪九叩”之礼，但是英国人的此举引起了所有以磕头为家常饭的中国官僚们的嫉恨。
叩头不叩头，表面上只是礼仪之争，其实质是两种文化的冲突。
英国人是基督徒，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谁也不能跪拜谁，唯一跪拜的对象是上帝。国家与国家也是平等的，通商是互惠的，不能叩头！
中国人是无神论者，人们心中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所以只能去跪拜人-----父母、官吏、和皇帝。在无神论中国，是不存在”平等”这个概念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平等就是没有秩序，就是“礼崩乐坏”，就是没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没大没小、天下大乱。不是你给我叩头，就是我给你叩头，这是圣人、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这就是礼。你是夷狄小国、弱国，我是中央大国、强国，所以你必须向我叩头！
遭到拒绝的英国人很是恼火：我们不远万里来到你们家门口花钱买你们的东西，这对中国来讲是一边倒、坐享其成的好事，可是这样的好事中国人偏偏不干。英国人真想不通。
马戈尔尼访华，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件小事，但是对欧洲人来说，却是一件大事。正象后来的鸦片战争对欧洲人是件小事但对中国人是件大事一样。马戈尔尼访华是欧洲人中国观念的转折点，正象鸦片战争是中国人欧洲观念的转折点一样。不过中国好像是年龄大了，相对于欧洲来讲，中国受到的刺激很大，但是反应却很麻木迟钝，直到今天中国人仍不真正认识欧洲、欧洲人。
三
马戈尔尼访华以前，欧洲人对中国是高度赞扬、憧憬向往的。
欧洲人最早知道中国，至少是在公元前五世纪。那时的希腊人只是看到了中国的丝绸，他们将丝绸称为”赛里斯”，并将遥远的中国也称之为”赛里斯”。那时，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只是道听途说的传闻和丝绸本身引起的猜想。
从此一直到十三世纪，他们对中国的知识没有增长多少，只是对中国的幻想一直在变化着。他们猜想中国是非常美好的，高度文明的，甚至《圣经》中记载的伊甸园就是中国。那时的中国是欧洲人的神话、景仰对象、理想王国。
十三世纪，蒙古人统治了欧亚大陆，许多欧洲人（有历史记载的至少有１００人）来到了中国，开辟了中西直接交流的历史。其中大多数是传教士，也有商人。他们的游记、书信、史述、谈话在欧洲传播了中国的形象。其中最有名气的要算《马可·波罗游记》了。
《马可·波罗游记》把中国描述成了物质世界的天堂：疆域大得像个星球，山川万里，城廓富丽堂皇，桥梁一座连一座，货物堆积如山……马可波罗因此赢得了“马可百万”的绰号，意为吹牛大王。
同时期的其他游记，也大同小异，将蒙古时期的中国称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不可思议的文明。”
到了十六世纪，中国明朝时期。随着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愈来愈多的欧洲人来到中国，有关中国的旅行见闻，殖民地的政府报道，传教士的书简，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欧洲社会，使中国形象从传奇走入历史，从民间传说进入近代严肃的社会思想。
１５８３年，教皇授命门多萨神甫编写一部中国史，两年后《大中华帝国志》在罗马出版。它的出版是欧洲的中国形象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他系统而充分地阐述了中国及其制度，结束了中国形象的朦胧时代。他当时是部影响巨大的畅销书，没有读过这部书的人会显得孤陋寡闻甚至没教养。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或叫做百科传说，因为门多萨神甫本人并没有去过中国。在书中，他以尽量客观、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口吻来描述中国，但字里行间仍能看得出他对中国的敬畏与向往。
１６１５年，在中国居住了几十年的利玛窦神父的中国札记，在德国以《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出版。这是有关中国的第一手资料，比《中华帝国志》更为准确更为真实，但是在社会中的反应却远没有前者强烈，欧洲人原来并不太需要真实与准确，虚构的中国更让他们感兴趣。利玛窦的《中国札记》，不仅详细、真实，并且还有文化深度，它将孔夫子介绍到了欧洲。
这些书以及没有名气的札记、旅行见闻影响了整个欧洲，也包括他们当中最有知识的人。
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成为最早鼓吹中国的哲学家。他认为中国是东方的欧洲，两者有同高度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欧洲在战争艺术、科学方面超过中国，那不是因为中国无知，而是中国爱好和平。中国人更有教养，更有礼貌。中国的皇帝---康熙皇帝是一位史无前例的伟大君主，集美德与智慧于一身的完美的君主。中西文化应该交流，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欧洲派教士去教他们启蒙神学。
１７２１年，德国数学、自然哲学教授沃尔夫在哈雷大学一次二千人的集会上做了一场演讲，高度赞扬了中国的道德和治国才能。他认为孔子是位承前启后的导师，中国人处世治国的隐深莫测的哲学基础，是一种崇尚人类理性的自然神学。中国人培养道德风范，只运用自然的力量，不以敬神为基础，这意味着没有基督教人们同样可以过一种道德高尚的生活。
沃尔夫因为这场演讲被校方解雇，被普鲁士国王放逐，罪名是宣扬无神论。这场演讲在欧洲思想界一起了激烈的争论。中国已经成为欧洲启蒙运动一面色彩鲜明的旗帜。
法国著名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哲学家伏尔泰很崇拜中国的乾隆皇帝，敬仰中国悠久的历史与高尚的道德。他说：“我们对于中国人的优点即使不崇拜得五体投地，至少也地承认他们帝国的治理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优秀……”他认为在优秀的中国政府体制下，皇帝不可能专制，中国是唯一一个个人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的国家。
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对中国这个重农国家更是佩服之极，他认为整个中国都崇尚德行，公平和平，是个模范国家。他极力恭维中国的商业，包括商人和商业道德，虽然当时欧洲已经流传关于中国商人信誉不好的传说，但是魁奈坚持认为一个推崇孔子伦理道德的国家的商人不可能不讲信誉、不正直。
…… ……
从十三世纪期以来，欧洲的基督教传教士便抱着普世主义和殉道精神，源源不断来到这个远离上帝的国度，希望用福音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虽然他们尽职尽责，许多人还死在中国，永远埋在了远离祖国的异国他乡，为上帝付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和生命。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意料之外的是，他们在中国的见闻，许多以书信、札记的方式回到欧洲，却大大地影响了欧洲。欧洲人发现中国不是一片新大陆，也没有大规模发财的机会，但是他们却找到了一种独特的文明、优越的政治伦理和文化制度。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念旧”文化，它认为今不如古，今天不如周公时代，周公时代又不如夏禹时代，夏禹时代又不如黄帝时代------总之，今天不如昨天，明天不如今天，社会千万不能前进，最好回到从前。欧洲的基督教文化正相反，他认为人生而有罪，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国家同样如此，必须不断地矫正自己，不断地追求，才能达到尽善尽美。所以欧洲人不像中国人一样总爱留恋过去，而是爱追求想象中的理想国度，而中国，这个遥远而神奇拥有高度文明的国家的出现，正好满足了他们的想象，于是中国成了欧洲人久已向往的柏拉图的理想国，成了现实的乌托邦。
尽管传教士们不时提到一些灰暗的消息，诸如中国文化缺乏创造力、中国百姓的贫困是普遍的、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象中国那样忽视人权等，但是这些不和谐音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不关心中国真实是什麽样子，只关心中国被描述成什麽样子，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想象的中国、一个超越自身价值的典范。
１７世纪---１８世纪的启蒙运动中，欧洲的”中国潮”达到了高峰。中国的形象再度上升为理性的哲学王国，孔夫子成了启蒙运动的守护神，孔夫子中国成为了思想家们挑战教会和暴君的强有力的武器，成了思想家们前进队伍中一面耀眼的旗帜。
然而，随着启蒙运动的结束和１７８９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欧洲的“中国热情”突然荡然无存。大革命打破了开明君主制的梦想，欧洲人不需要中国这个理想君主国的形象了，辉煌的中国形象暗淡了。
几年后，１７９３年马戈尔尼使团访华，是欧洲中国形象的转折，是欧洲否定中国、批判中国的开端。这次访问，英国人是失败的，也是屈辱的，但是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否定了过去一味对中国的美化，并且使得有关中国丑陋、恶劣的传闻得到了现实的权威的证实。
四
其实，仰慕和批判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早在１６世纪后叶，被称为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传教士伊斯卡朗蒂到过中国，他对中国的贬意最多，他不迎合当时的 一片赞美之词，说中国人多拥挤、搞迷信活动、不懂地理等。
就是在启蒙运动“中国热”处于高潮时，也有不和谐音。
１７１９年，英国作家的迪福《鲁宾逊漂流记》的续篇中，借主人公鲁宾逊之口对中国人进行了挖苦：中国人贫困、奸诈、怯懦、愚昧而又自以为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一个如此堕落无知的民族竟然如此自高自大、傲慢无礼。
１７４８年，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ｇｅｏｒｇｅ
ａｎｓｏｎ）在他的《环球旅行记》中描述了他的亲身经历：
他从中国商人手里购买的舰队供给品，大多数是假货，猪羊的肚子里灌满了水，而且缺斤少两；中国人抢着吃外国船上扔下来的臭肉、腐烂的猫与狗的尸体……。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三权分立理论的奠基人孟德斯鸠于１７４８年出版了《论法的精神》，在此书中，他对中国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他的原则是恐怖”“中国人的信誉不好尤其表现在贸易中”“拉栖代孟，偷盗是准许的，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在中国“一切用暴行获得的东西都是禁止的，一切有术数和狡诈取得的东西都是许可的……”
经济学之父亚当 斯密于１７７６年发表《国富论》。他认为：中国的富有是事实，贫困也是事实。中国低廉的劳动者像乞丐一样求职，从早到晚工作仍无法养家糊口，他们吃最污秽的食物，把自己无法养活的孩子像狗一样扔在水里。中国过分的重农抑商的经济制度破坏了经济平衡。中国的专制暴政的法律制度造成中国的停滞，甚至倒退……
…………
发出这些声音的往往是一些真知灼见者，也是不合时宜者。他们的声音当时作为不和谐音被讴歌中国的时代洪流淹没了。
马戈尔尼使团访问中国历时两年，他们虽然一无所获，但是他们的中国之行对欧洲的中国形象的转变却具有决定意义。马戈尔尼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门多萨之类关于中国款带来使得说法多麽荒唐，而利玛窦的说法是对的，世界上没有地方像中国这样忽视人权。《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出版，以及使团随行人员对新闻媒介发表的各种报告、谈话，彻底打破了传教士们苦心编造的中国神话。欧洲人发现二百年来绝大多数的聪明人都让那些故弄玄虚的传教士蒙骗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笛福的诅咒、亚当的论断、孟德斯鸠的一针见血的批判。
“商人欺骗，农民偷盗，官吏则敲诈勒索他人的钱财”；“半野蛮的帝国沉沦在”卑鄙的暴政下”；“中国人生活在棍棒竹板的恐惧中，他们禁闭妇女、残杀婴儿，奸诈、残酷、肮脏；对技术科学一窍不通，对世界一无所知”……欧洲人如梦方醒，开始纷纷批判、贬低中国。
马戈尔尼在出使日记中记载了他的亲身经历：
富贵和贫穷上下悬殊简直无可比拟。
中国的观众里只有男而没有女。
在中国的政治、伦理和历史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自由色彩的理论，他们认定这种理论最后一定导致犯上作乱……中国老百姓身家性命的安全操在官吏们的手中……中国政府强调民必须绝对服从官，因此老百姓受到任何委屈很难找到申诉机会……。
一个王朝可以被推翻，皇帝可以被杀害，但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国家的政治情况却始终如一。
中国老百姓的地位已经低到不可在低，即使被打一顿板子，他们也不感到什麽耻辱……中国司法量刑并不重，但酷刑逼供，难免屈打成招……中国没有律师和陪审团……尽管本省人为了避嫌不能在本省做法官，但送礼风气盛行，原告被告都送礼，结果往往是谁送的礼重谁就赢了官司……中国官吏薪金不高，使他们容易接受礼物引诱……。
孔多塞，一位继伏尔泰之后的法兰西思想家，他认为：中华民族是停滞、平庸、屈辱、充满偏见的民族。他在《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画卷之概述》中说：如果人们想知道专制政府”可以将摧残人类的技能发展到何种程度，那根本又不着提起那些可怕的迷信，只需要看一看中国就行了……”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很关注中国，他与其说是在研究中国，还不如说是在批判中国：
在中国，皇帝就是家长。法律与道德不分，唯一意志就是皇帝意志。
历史从中国谈起，可中国停留在世界历史之外。
中国的宪法精神是一种家庭精神，这里不存在主观性因素，只有服从。
中国政府完全建立在家庭的伦理关系上，皇帝像父亲一样，掌管一切；百姓像儿子尽孝道，一切都得服从。在中国，家庭的义务具有绝对的约束力，各种义务都是由下而上，却没有从上往下的。
在这种家长制的国家里，臣民都是些未成年的孩子。中国属于幼年文化，人的精神无法独立，更谈不上自由，他们像孩子那样一味服从，依赖父母。而皇帝是他们的绝对家长。
中国人没有荣誉感。残酷的体罚随时随地发生。父亲对儿子，皇帝对大臣，官吏对百姓，上级对下级。
中国人没有荣誉感，自卑。所以导致道德败坏，欺诈成风。
真正的信仰自由在个体本身完全不依赖外在动力的地方才有存在的可能。在中国，个体没有这种独立性特征，中国只有迷信，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
中国所有的科学与技术都是原始的落后的。
孔子的著作里，虽然可以找到正确的道德格言，但是其中不乏兜圈子、反思和回旋。
他们自称比欧洲人先发明了火药，单丝耶稣会教徒不得不给他们浇铸第一批火炮。⑵
…………
五
英国使团访华的失败，是不是因为”礼仪之争”、因为英国人的固执带来的呢？历史很快就给了我们答案。
荷兰人对英国人的迂阔僵硬不以为然，磕头事小，生意事大，是要能获得通商的机会，磕头又怎样？于是，荷兰于１７９４年派出一直使团来访问中国。荷兰人到了北京，乾隆皇帝赏赐给他们一条三百斤重的鲟鱼，荷兰人的磕头历程就开始了，先是对鱼磕头，然后再对人磕头，这样一直磕下去。尽管很为难，但是荷兰人下定决心要以自己的谦卑来换回英国人因为傲慢失掉的东西。然而，他们同英国人一样，遭到了中国人的拒绝。和英国人相比，荷兰人更狼狈。
英国人不甘心失败，与１８１６年，在此派遣阿美士德率使团出使中国。阿美士德很原则，仍然拒绝叩头。结果他们被嘉庆皇帝直接赶出了中国。
叩头不叩头，其结果都是一样的。欧洲人外交的失败与礼仪并没有多大关系。
中国是一个静态的等级礼治社会，其实质是静止和 等级。而商业的实质是流动和平等，所以，对中国社会来说，商业是一种异端。“士农工商”“工农兵学商”，商业在中国始终被视为末业。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固、为了政权的长久，中国朝廷历来都是打击压制商业的，即所谓的“重本抑末”。作为商业的操作者，商人同样是遭到打击压制的。他们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受不到法律的保护，人格上还要受到中国道德的谴责。为了自身的安全，商人们不得不依附于权贵，从而最终成为等级权力的附庸。
中国等级专制社会这种对商业天生的敌对和排斥，就是中国人拒英国人于门外的原因。
欧洲人被中国人拒绝是一种冲突，是一种文化冲突，是商人文化与官僚文化的冲突，是动态的海洋文明与静态的大陆文明的冲突。
中国的大门是紧闭的，英、荷大使的百般努力是无济于事的。然而，使团没有走通的路，最后让走私商人走通了，使团没有办成的是，最后让鸦片和枪炮办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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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周宁《２０００年西方看中国》
⑵黑格尔《东方世界》（德）夏瑞春《德国思想家论中国》
